处境尴尬的“汉奸”石平总算出来说话了！在我方经贸代表团访问北方四岛之后，多次窜访台湾的石平出来说话了。只不过，这一次石平没有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而是说了另外一件事。

10月18日，石平前往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玉之浦，重提2012年7月106艘中国渔船停靠当地的旧事。他称自己是在当地前市议员的带领下查看现场，此前还听日本参议员山田吉彦讲述过这段经历。

一件过去14年的渔船事件，为什么现在又被翻出来？关键不在于石平走访了什么地方，而在于他准备用什么角度解释这段历史。

106艘船停在一处海湾，确实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判断一件事，不能只数船有多少，更要问它们为什么来。把台风这个背景拿掉，避风的渔船就很容易被讲成另一种故事。

海上讨生活的人都明白，船大不等于扛得住台风。风浪逼近时，船能不能及时进港，关系着整船人的性命。找港口避险，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

中日之间对此早有约定。1997年签署的渔业协定，第九条第二款专门安排了紧急避难：遇到恶劣天气或者其他紧急情况，双方渔船经与对方有关部门联系后，可以到对方港口等处避难，同时必须遵守当地法令、服从指挥。

这套安排还把联络手续列得很细。船名、呼号、船位、船长姓名、船员人数、避难理由、目的地、预计到达时间，都在需要通报的内容之中。它是一套有联络、有管理的程序。

为什么这些细节重要？因为评价渔船入港，必须把避险需求与具体行为放在一起看。有没有联系，是否服从调度，有没有妨碍航道，应当逐项判断，不能凭船多、船大，就直接作出政治结论。

同在2012年夏天，福江岛还接纳过另一批中国避风渔船，这段经过尤其能说明问题。

7月31日、8月1日，台风“苏拉”影响海上作业，福建六艘渔船无法及时返回，向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应急指挥中心求助，希望就近前往日本福江岛避风。

接到求助后，中方联系所属渔业公司，核实船舶信息，又向东海区渔政局请求外事支援。经协调，日方陆续与六艘船取得联系，渔船成功进港。

进港还有明确要求：保持通信畅通，打开甚高频，收听日方通知；做好锚泊，加强值班，检查消防和救生设备；遵守日本法律，听从海事官员调度。

从求助到联络，再到进港和值守，每一步都围绕保住人船安全展开。中方要求船员遵守当地规矩，日方协助渔船避险，这样的合作，对两国渔民都有实际意义。

再回头看106艘渔船引起的争议，就能看清一个值得警惕的变化：避风背景逐渐退到后面，船队规模和安全想象却被放到前面。

早在2014年，山田吉彦就曾拿这起事件谈论中国渔船。他一边提到躲避台风，一边设想，如果中国渔民登陆，当地的警察和海上保安力量能不能应付。

这里最关键的是“如果”。船停在海湾，与船员实施登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担心可能发生什么，可以成为完善应急管理的理由，却不能自动证明当年发生了什么。

隔了十几年，再到海边走一趟，也不会让设想变成事实。现场照片能够展示港湾的地形，判断当年的具体行为，仍然要看当时的联络、管理和处置经过。

当地居民对大量外来船只集中停泊感到不安，这种感受可以理解。港口承受能力、锚泊秩序、渔具保护，也都值得认真讨论。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可如果把管理问题一路推成国家威胁，把渔船数量当成政治意图的证据，普通渔民就成了最容易被贴标签的一群人。这样的讲法制造紧张很快，解决实际问题却很难。

石平身上本来就有另一笔清楚的账。2025年9月8日，中方对他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有关财产，禁止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以及对其本人和直系亲属限制入境。

反制所针对的，是他在台湾、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的言行。评价他今天翻出渔船旧事，同样应抓住具体说法，讨论其中有没有事实依据。

至于引发关注的中方代表团访问问题，10月14日，外交部的回应是：黑龙江省代表团赴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开展交流，对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不作评论，并强调应尊重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这一回应有明确内容，也有清楚边界。围绕岛屿的外交争议，应当放回相应背景讨论；十四年前的渔船避风，也应当按当年的事情判断。

石平可以走访玉之浦，但走访的价值，应当体现在把历史讲完整。海上的风浪不会因为国籍而绕开谁，维护避险合作、管好港口秩序，才是对两国普通渔民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