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给蒋介石开了十年飞机的衣复恩，突然被捕，一关就是1066天。出狱那天他一脸疑惑：“为什么关我，是我说错话了？”
衣复恩1916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33年考入中央航校第四期，1936年毕业。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飞行员、分队长等职务，后来还成为空运队的重要骨干。1942年，他完成了一次艰苦的远程飞行，从美国驾驶C-47回到中国。

这趟飞行并不轻松。1942年12月10日，衣复恩从美国起飞，途中经过多个地点，最后飞越驼峰航线，于12月24日抵达昆明，全程飞行约99小时。这次经历让他受到重视，也成为后来担任蒋介石座机机长的重要契机。
1943年，蒋介石、宋美龄前往贵阳时，衣复恩奉命驾驶C-47执行任务。当时飞机还没有今天专机那样的条件，机舱里甚至临时固定了两张藤椅。飞行顺利完成后，衣复恩逐渐承担起蒋介石座机驾驶任务。
1945年，蒋介石获得一架经过改装的C-47座机，命名为“美龄号”。1946年，又有C-54型飞机成为座机，取名“中美号”。从1943年至1952年，衣复恩长期担任蒋介石座机机长，前后驾驶过这两型飞机。
飞行员的工作看似只是操纵飞机，实际承担的责任却很重。衣复恩曾驾驶座机前往局势紧张的地区，有一次飞机甚至在炮火危险区域附近降落。多年飞行下来，他积累了丰富经验，也逐渐成为蒋介石身边较为熟悉的军人。
1949年12月10日，是衣复恩飞行生涯中难以忘记的一天。这天，他驾驶“中美号”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机上乘员包括蒋介石等人，飞机随后抵达台湾地区。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他仍记得当时机舱里的沉默气氛。
到了台湾地区以后，衣复恩没有停留在专机机长的位置上。他继续在空军系统任职，后来担任情报方面的重要职务，并于1961年底升任空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963年晋升中将。1964年，他又担任防务部门第五参谋次长室次长。
就在事业继续发展的阶段，衣复恩的人生突然拐了一个弯。1966年7月，他接到军法单位的传票，被要求接受调查。当时涉及的是一项军事工程问题，他按照要求前往说明情况，此后却没有恢复自由。
需要把时间点说清楚：有关资料记载，衣复恩真正被带走并长期羁押的日期是1966年9月9日。这个日期也得到其女儿衣淑凡的回忆印证。她当时只有15岁，每周都跟着母亲前往探望父亲。
进入看守所后，漫长的等待开始了。衣复恩没有马上面对一个很快结束的案件，而是在里面度过了一千多个日夜。面对这种生活，他把大量时间放在阅读上，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历史以及人物回忆录，都成为他排遣时间的方式。
家里人的处境同样不好过。女儿后来回忆，那几年最难受的并不是生活上的不方便，而是家人始终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被长期拘留。她每星期随母亲去探望，却很少能够从父亲那里听到事情的经过。
关于衣复恩为什么遭遇这场牢狱之灾，后来流传着几种解释，其中包括军事工程调查以及他过去谈论局势时的一些言论。部分材料认为，他曾对一些军事问题和未来局势表达过不同看法。不过，这些说法与后来形成的法律处理之间，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更值得注意的是，衣复恩本人后来也一直没有把这件事讲成一条特别简单的因果线。他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并没有继续在军界任职，而是选择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子。对一个已经做到中将级别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彻底的转身。
1969年7月，看守所方面安排衣复恩接受身体检查。检查之后，以“心律不整”等健康原因办理保外就医。经过这一番安排，他终于在1969年8月11日回到家中。自1966年9月9日被带走算起，前后正好形成了1066天的长期羁押。
出狱后，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不少，其中包括蒋孝文。按照相关回忆，蒋孝文见到衣复恩后曾表达歉意。衣复恩没有继续追问，而是以比较平静的态度面对这段已经过去的经历。
这场经历最终改变了衣复恩后半生的道路。1969年获得自由后，他退出军界，后来进入企业工作。1971年起，他担任亚洲化学公司董事长，在完全不同于军队的商业环境中重新开始。
晚年的衣复恩也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和公益。1980年代以后，他曾到大陆多个地方投资，并参与教育方面的捐助。后来成立立青文教基金会，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奖学金和教育支持上。
1990年代，他还曾回到山东济南，寻找童年记忆中的故居。青龙后街是他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多年过去，街巷和房屋早已发生变化，但故乡始终是他晚年回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2005年4月9日，衣复恩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从青年时代进入空军，到抗战期间参加飞行任务，再到担任蒋介石座机机长和空军高级军官，他的人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与航空事业紧紧相连。
而1966年至1969年的1066天，则成为这段人生中最难解释的一页。一个曾经每天按照航线判断方向的飞行员，在那三年里却无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多年以后，他仍对这段经历感到困惑，这也正是这段往事最令人唏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