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共中央作出对黎玉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并恢复政治名誉。得知这一消息后，年满八旬、重病在身的黎玉同志，眼含热泪地说“感谢党中央在我有生之年的评判，我此生无憾。”

1986年3月13日，这一天对于已经80岁的黎玉来说，分量格外不同。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山东省委有关复议报告，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决议中针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黎玉的政治名誉。一个持续了近四十年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消息传到医院时，黎玉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决定告诉他，老人听完后情绪激动，眼含热泪，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许多人记住的话：“感谢党中央在我有生之年的评判，我此生无憾。”
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那一年，黎玉奉派来到山东，承担恢复和重建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山东形势复杂，原有组织又屡遭破坏，重新建立联系、发展力量，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要有长期扎根地方的耐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黎玉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发动抗日武装上。1937年10月以后，山东省委陆续部署各地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1月1日，徂徕山大寺举行起义誓师大会，黎玉代表山东省委宣布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成立，并兼任政委。
当时的队伍谈不上装备精良。参加起义的人，有党员干部，也有青年学生和地方抗日力量，武器更是五花八门。起义之后，部队很快投入战斗。寺岭、四槐树等战斗相继展开，队伍也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
徂徕山并不是黎玉个人经历中的孤立一笔。1937年底到1938年春，山东多个地区相继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黎玉担任政委。山东抗日根据地由此逐渐形成，并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抗战岁月里，黎玉承担的事情远不只是军事工作。他先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纵队政委、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等职，既要组织武装斗争，也要处理根据地的政权、群众工作和后方保障。战争年代的许多工作，并不在战场上，却同样关系到整个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
到了1947年以后，山东进行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一场持续多年的历史纠葛开始出现。黎玉在有关会议上受到批评，随后问题进一步发展。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形成有关决议，对黎玉作出“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结论。
这件事情对黎玉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实际影响。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又形成了涉及黎玉问题的相关决议。此后，他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
1952年2月29日，黎玉又在上海“三反”运动中受到撤销职务处分。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时间点：1948年的错误结论，与1952年上海的撤职处分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后来两项问题也分别得到复查和纠正。
即便工作岗位发生变化，黎玉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1953年，他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后来又进入机械工业部门，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和第八机械工业部有关领导职务。到了1978年，他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
从战争年代到经济建设时期，黎玉经历的工作环境完全不同。前者面对的是敌后斗争，后者则是工业基础建设。身份和岗位在变化，但他一直没有离开实际工作。
真正推动1948年历史问题重新审查，是到了1980年代。1984年，黎玉与林浩就当年华东局扩大会议涉及他们的问题提出申诉，希望把事实重新查清。山东方面随后对有关历史材料进行复查，并形成复议报告。
经过调查和研究，1985年12月，山东省委形成《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报送中央。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批复，同意复议意见，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政治名誉。
从1948年到1986年，前后相隔近四十年。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生的一半；对于已经进入晚年的黎玉而言，则意味着他终于等到了自己一直盼望的历史评价。
遗憾的是，平反后的时间并不长。1986年5月30日6时05分，黎玉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0岁。6月12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距离3月13日的平反决定，仅仅过去两个多月。
黎玉去世以后，关于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完全停留在1986年。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又对黎玉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受到的撤职处分进行复查，撤销了1952年2月29日的相关处分决定，再次恢复他的政治名誉。
我觉得，1986年那次平反之所以令人感慨，是因为黎玉已经走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却终于亲耳听到了对自己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我此生无憾”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感叹，而是一个80岁老人对多年等待的回应。历史人物有功有过，评价也需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对已经过去的事情重新查清，对确属错误的结论予以纠正，这既关系一个人的名誉，也关系后来人应该怎样看待历史、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