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不会告诉你：遵义会议后，博古只是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并没有就此退出革命队伍，此后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中，依然能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他的名字很少被重点提起罢了。
 
很多人记住博古，只记住了“路线错误”四个字，仿佛遵义会议一结束，他这个人就被历史直接删号，从此只能站在角落里当反面教材，可真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935年2月，中央在扎西一带完成新的分工，博古交出了负总责的权力，但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此后又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主任，职务变了，责任并没有跟着清零。
 
这就很有意思了，放在今天，有些人从主位上退下来，别说继续干活了，开会不摔杯子都算情绪稳定，可博古面对的不是普通岗位调整，而是对过去军事路线的严肃纠正，他最后还是服从了决定，背着行李继续长征。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想在中央争权，还试图拉拢博古，毕竟一个刚从最高位置退下来的人，心里有点怨气似乎很正常，可博古没有顺着这根杆子往上爬，在毛儿盖会议上明确反对分裂主张。
 
说白了，他可以接受自己被批评，却没有拿组织原则去换个人翻盘的机会，这个选择看着不热闹，分量却一点不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当地错误肃反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刘志丹等一批干部被关押，中央随即组织人员审查处理，博古负责指导相关工作，停止抓人、纠正错误、释放被关押人员，这件事同样很少有人提。
 
一个自己刚被纠正过错误的人，转过身又参与纠正别人的冤错，这不是一句“将功补过”能够说清楚的，它至少说明中央没有把他当成废人，他自己也没有把余生过成赌气。
 
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又被派进代表团，和周恩来等人一起参与处置，他主要负责党内和组织方面的工作，后来有关谈判情况和方针的重要电报，也有两人共同署名。
 
为什么还派他去？因为这种时候拼的不是谁嗓门大，而是谁熟悉政策、能协调关系、遇到复杂局面不掉链子，能被放到这个位置上，本身就说明他依旧受到信任。
 
全面抗战开始后，博古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工作，参与国共谈判、恢复南方党组织、营救被关押人员和推动新四军组建，这些活儿不像战场冲锋那样容易留下传奇，却都是稍有闪失就可能牵动全局的细活。
 
1941年，他又被调到延安清凉山，负责创办《解放日报》，后来兼任新华社社长和中央出版局局长，有人觉得办报纸无非就是写写稿子、排排版，那可就想简单了，当时交通闭塞、电讯困难，外面的消息怎么传进来，中央的声音怎么送出去，都压在这套新闻系统上。
 
他每天审稿、处理社务、参加会议，还抽时间校译理论著作，1943年出版的博古校译本《共产党宣言》，后来在各根据地大量翻印，换句话说，他从过去参与决定队伍往哪里走，变成了负责告诉全党为什么走、该怎么走。
 
到了七大，博古没有绕着自己的错误打太极，而是公开作了深刻检讨，把应该承担的责任接了下来，随后仍当选中央委员，这个结果很值得琢磨：犯过严重错误，不等于这个人从此一无是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继续做事，才叫真正把教训咽下去。
 
现在网上评价历史人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贴标签，赢了就是神机妙算，错了就是一无是处，三句话判完一生，五分钟盖棺定论，看着痛快，实际上比历史课本还薄。
 
1946年，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同年4月8日，他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一年，他还不到39岁。
 
从遵义会议交权到黑茶山遇难，前后不过十一年，可就在这十一年里，他走过长征，反对过分裂，参与过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做过组织工作，办过报纸，建过通讯社，也留下了影响广泛的译著。
 
所以博古后半段人生真正值得看的，不是一个失去权力的人有多委屈，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能不能在没有掌声、没有主角光环的情况下，继续把该干的事情干下去。
 
位置没有了，人就散了，还是位置没有了，事情照样做，这才是最见人品的地方，换成你我，真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