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不会告诉你：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只是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并未脱离革命，后来的他，出现在不少历史大事件中，只是名字没被重点提起罢了。

很多人对博古的印象，就停在遵义会议那一页：会上他作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往客观原因上推，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批评，然后下台。讲到这里，课本上的博古就没有下文了。可一个人的真实人生，在一次会议之后还长着呢。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开的，会上只撤了他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总负责人的职务当时没撤。真正交权，是半个多月以后。

2月5日，红军走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他负总责。周恩来上门，意思还没点透，他自己先明白了，当场表示第二天就交。

第二天，两只装着中央印章和重要文件的铁皮箱子，挑到了张闻天驻地。有人劝他别交，等共产国际裁决，他没听。那一年，他28岁。

交权不等于出局。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还代理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后面的事。

1935年8月，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在长征路上闹分裂，还专门拉拢过他这个在遵义会议上挨批的人。

结果博古在毛儿盖会议上明确站在毛泽东一边，当面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几个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第一道"决议"就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一起撤职、开除党籍。这份名单反而说明，他已经用实际行动选好了自己的立场。

到了陕北，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亲手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先到西安，博古和叶剑英紧接着赶去。

当时不少人喊着要杀蒋介石，他的判断很冷静：除了蒋介石，当时的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号令全国军队对日作战，蒋介石一死，大规模内战立刻爆发，占便宜的是日本人。

他全力配合周恩来推动和平解决，促成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扭转中国命运的大事，他出了实实在在的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和周恩来、林伯渠辗转上海、庐山，跟国民党反复谈判，直到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公开发表，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当年一手提拔他的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在武汉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想重新拉他，他主动拉开距离。

后来长江局撤销，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他任组织部长，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秘密整顿南方各省党组织、调配保护干部，一干几年。

1940年他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筹办《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报纸创刊，他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党的新闻事业在他手里奠定基础，"全党办报"的方针就是他系统提出的。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多年，俄语功底深，白天办报，晚上译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些延安干部必读的理论教材，都出自他的译笔。

延安整风，他是教条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一开始他想不通，觉得路线是共产国际定的，仗是李德指挥的；想通之后，他的检讨一次比一次沉痛，反复说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太大，再做多少工作也弥补不了。

他身体不好，医生劝他休息，他不听，拼命工作想弥补过错。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亲自做代表们的工作，要把犯过路线错误、但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的同志也选进中央委员会。

最后他当选了，得票倒数第一，王明倒数第二。名次不好看，但党没有把他弃之不用。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个大党成熟的标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6年初，他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宪法草案审议。

4月，国民党方面推翻政协协议，谈判濒临破裂，他和王若飞急着飞回延安当面向中央请示，同机的还有刚出狱的叶挺、解放区职工运动负责人邓发。

4月8日，延安出现罕见的大雾和雨，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很久无法降落，返航时迷航，撞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上，机上17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四名美国机组人员。

辨认遗体时，人们凭着他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在眼眶压出的一道深痕，才认出他。这一年他39岁。

遗体运回延安，毛泽东率党政军各界，为他和叶挺、王若飞、邓发四位"四八烈士"举行隆重公祭。

回过头看这个人才会明白，他24岁被推上全党最高岗位，本身就不正常。

当时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懂军事，也不熟悉中国国情，只是共产国际需要一个听话的年轻人。

他的错误，有他自己的教条和刚愎，也有那个时代的身不由己，真正看清一个人的，是他下台之后的十一年：交权干脆，没有犹豫；分裂当前不投机，立场明确；挨了整不消极，有一分力出一分力。

课本给一个人下结论，只要一行字；可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是在那行结论之后，靠一次次选择走完的。博古的后半程，把革命者该做的事，一直做到了生命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