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这一辈子有八个孩子，但是其中有一名孩子让张作霖非常厌恶，这个孩子竟然是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的孩子张学铭。

1931年11月，天津接连发生两次由日本特务策划的武装骚乱。面对突然出现的便衣队，天津市长张学铭组织警察和保安力量进行抵抗，最终挫败了对方的行动。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敢于在危急关头承担责任的年轻市长，小时候却是张作霖家中最不受宠的儿子之一。

张作霖一生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原配夫人赵春桂为他生下长女张首芳、长子张学良和次子张学铭。同样是亲生骨肉，张学良受到重点栽培，张学铭却经常遭到父亲冷落。这种差别并非发生在兄弟成年以后，而是在张学铭年幼时便已出现。

张学铭为何从小不受父亲喜欢？杨树标所著《张学良家事》中记录过一段往事。传说张学铭出生时，张家一名看门人午睡做梦，梦见一名小喇嘛闯进院子。张作霖听说后，联想到自己早年办团练期间曾经打死过一名匪帮中的小喇嘛，心里产生了不祥的念头。

除了这段传说，张作霖对张学铭的严厉，还体现在一些家族生活的记述中。据《张学良家事》记载，1910年，赵春桂曾带着年幼的张学铭从新民前往奉天，向丈夫索取生活费用。当晚孩子哭闹，张作霖被吵醒，竟然动手责打儿子，使原本紧张的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

赵春桂长期住在新民，与张作霖聚少离多。随着丈夫的势力不断扩大，张家的妻妾和子女越来越多，原配夫人却没有因此享受到多少安稳生活。她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处理生活上的困难。对于年幼的张学铭来说，母亲是他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依靠。

1912年春天，赵春桂病情逐渐加重。张作霖最初没有充分认识到妻子的病情，后来派二夫人卢寿萱前往新民探望。可是等卢氏赶到时，赵春桂已经病重。4月15日，赵春桂去世，年仅三十多岁。张作霖随后赶往新民处理丧事，但夫妻二人已无法再见上一面。

母亲去世以后，张学铭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张家虽然财力雄厚，却无法弥补他失去母亲的遗憾。
张作霖对子女的培养，也带有明显的家族继承观念。张学良作为长子，较早接受军事训练，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随后在军队中逐步获得职位。张学铭虽然同样有机会学习军事，却没有成为父亲重点培养的继承人。这种安排，使兄弟二人的成长道路越来越不同。

青年时期，张学铭曾在东北讲武堂学习，随后前往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在日本学习期间，张学铭得到了哥哥张学良的关心。张学良曾写信鼓励弟弟认真观察日本社会，学习有用的知识，不要沾染旧式官僚贪图享受的习气。他还希望弟弟将来能够凭借所学服务社会。这些家书也说明，兄弟之间并非只有身份差别，还有相互关照的一面。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专列返回奉天途中，在皇姑屯附近遭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袭击，身受重伤，当日去世。张学良随后接掌东北军政事务。对张学铭来说，父亲的突然死亡意味着长期以来复杂的父子关系再也没有机会改善，也让张家进入了新的阶段。

1929年，张学铭回国后进入东北军系统任职。1930年10月，他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春，又进一步担任天津市长，并兼管公安事务。年纪轻轻便掌握一座重要城市的治安工作，自然离不开张家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也必须独自面对天津复杂的社会局势。

天津当时是华北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外国租界众多，各种势力交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天津也成为其活动的重要地区。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利用便衣队制造混乱，企图破坏当地秩序，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创造条件。

1931年11月8日夜至9日，以及11月26日前后，天津先后发生两次便衣队骚乱。张学铭组织公安、保安人员进行抵抗，相关部队在城区多个地点与武装人员交火。经过激烈冲突，便衣队的行动遭到挫败，天津地方当局暂时维持住了城市的基本秩序。

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结束。日本方面随后向中方施加外交压力，天津的政治环境也日趋复杂。张学铭最终离开市长职位，随后出国考察。关于其辞职的具体时间和经过，不同记述有所出入，但1931年的天津事变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1949年，张学铭选择留在天津。1950年，他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随后先后在天津人民公园、市政建设等部门工作，曾担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市政工程局副局长等职务。他还参加民革和政协工作，逐渐从旧式军政家族成员转向地方公共事务工作者。

张学铭晚年生活与早年的军政经历已有很大不同。他对饮食颇有研究，熟悉不同地方菜肴，在天津留下了一些生活轶事。天津和平区睦南道50号至今仍保留着与他有关的旧居建筑。这座庭院式住宅建于1925年，见证过天津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983年4月9日，张学铭在北京病逝。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从旧式大家庭里的次子，到留日学生、天津市长，再到地方建设工作者，身份发生了多次变化，而童年时期的家庭经历始终是人们谈论其生平时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