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伟大的长征第一集，几个剧情让我印象深刻。

苏区的运动会、阅兵、烈士纪念碑，还有博古在运动会上激情洋溢的讲话。

这些是以前的影视版本没有表现的东西。过去对这方面的描写可能过于简单，以至于让人产生逻辑上的断裂：凭什么上海中央派来一帮书呆子，加上一个洋顾问，就掌握了苏区的权力，还把主席给边缘化了？

实际上，这帮人对苏区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事情，真有赖于他们。

有统计，从1930年到1934年长征前，经中央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有200多人。这些人并不全是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瑞金时才来的，也不全是上海知识分子，但上海中央确实承担了重要的选拔、培养、输送和组织工作。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政治指令，还有苏区极其稀缺的专业人才、技术和组织经验。甚至连电器、印刷器材、军械等物资，也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向苏区输送。

比如钱壮飞。

他不仅是情报人员，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红色中华》的报头、报纸上的漫画，都有他的作品。1933年以后，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中央政府大礼堂等苏区标志性建筑，也由他设计。

比如梁柏台。

他是系统学习过苏联法律、又有司法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1931年到达瑞金后，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参与苏区法律和司法制度建设。

比如刘伯承。

1932年，他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进入苏区后，他又主持或组织编写《步兵教程》《夜间战斗》《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等教材。其意义在于：红军不必完全依赖指挥员个人的经验，而可以把战术、训练和兵器知识整理成教材，供不同部队反复学习。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再比如无线电技术人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

1931年，他们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红军最初缴获了国民党军的电台和器材，但有设备不等于会使用。需要有人操作、维修、培训，还要逐步建立通信制度。后来，红军不仅能够通过无线电与上海中央联系，还能监听敌军电报、获取作战情报，并在部队之间传递命令。

到1933年，苏区无线电技术培训已经扩展到上千名学员。这就不只是几个技术人员来帮忙，而是开始形成能够自己培养技术人员的体系。

文化艺术方面也一样。

李伯钊、胡底、钱壮飞等人参与苏区的戏剧、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工农剧社发展出多个分社，1933年时已有数百名会员；后来又逐步建立戏剧人才培养机构。通过演出、歌咏、漫画、报刊和群众文化活动，革命不再只是前线的军事斗争，也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还有医疗、兵工、教育、金融等领域。苏区既吸收从外部输送来的专业人员，也吸收地方医生、熟练工人和起义部队中的技术人员，同时建立学校和训练班，尝试自己培养人才。国家银行、军医学校、无线电学校等机构，都是在这种人才稀缺的环境里逐步建立起来的。

当然还有教育，1933年，兴国县的儿童小学入学率就达到了60%，这需要多少专业人士的工作？虽然许特立早早1930年就进入了苏区，但整个苏区2000多所小学，这是何等繁琐而巨大的工作，是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

这些建设肯定不是上海中央单方面的功劳。苏区本地干部、毛泽东等人的实践、闽西和赣南的地方经验，以及从敌军缴获的设备和吸收来的技术人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也不是1933年上海中央迁入后才突然开始的。

毛泽东能想到很多事情，但需要专人人才去落实，而当时，专业人才是极其稀缺的资源。

这让我想起《临高启明》里的一个情节：穿越者在海南搞阅兵、办盛大的烈士葬礼，让当地人感受到牺牲者得到了尊重，极大塑造他们对政权的忠诚。

在苏区的百姓和小兵眼中，我们是先进的，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是天命所归的，我们是有伟大使命的，而这一切信仰注入他们心中，需要日常的无数微小而具体的工作与设计，去落实，他们才能相信。

而不是很多人极其功利主义的说法：洗脑。哪有这么简单，中国人民这么好忽悠吗？

社会建设、组织建设、军队建设，是具体而微的工作，都需要人去落实。

而上海中央，给了重要的支持。他们迁入苏区后，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

而博古本人，其实也是很有才华的，脱稿演讲，条理分明，极其具有表现力与煽动性。并不是以前版本里，一个固执专制的书呆子角色。

如果光是中央的头衔+洋顾问的光环，就获得了中央的权力，至少在叙事上，是让人觉得逻辑断裂的。

这次的版本，算是补充了一些史实，让逻辑更顺畅了一些。

以前的版本，更喜欢表现红军的艰苦卓绝，为了表现艰苦卓绝，故意突出物质上的简陋。而很少去表现：这是一个先进政权的雏形。虽然它的很多创设是粗糙的，但该有的东西，其实早就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