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点滴——1929年西原借款成为坏账，引发九一八

1929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准备实行新关税的前两天，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代表交换文件。
日方终于接受中国提高进口税率，却提出一个条件：新增税收须拨出一部分，整理那些没有可靠担保的旧债。中方同意每年划出不少于五百万元，并召开债权人会议。

日本紧盯的，是段祺瑞时期留下的西原借款。当年借钱的人已经失势，原定的许多建设项目没有建成，偿债期限却接连到来。

1917年至1918年，寺内正毅内阁通过西原龟三向北京政府安排八项借款，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段祺瑞需要维持财政、扩充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南北分裂；日本则希望借扶植北京政府扩大在华权益。银行、通信、铁路、森林和金矿，都进入了借款合同。

北京政府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军政开支，约定的经营收益没有如期出现。
段祺瑞政权也未凭借日本资金统一全国。寺内内阁倒台后，日本改变了扶植段政府的政策，债务却留给了继任者。

债务偿还早在1929年以前便发生困难。1922年至1925年，双方八次签订处理利息的借款合同，试图延缓清偿压力。最初一笔交通银行借款的本金通过后续安排归还，余下七笔本金长期悬欠。日本承办银行也背着筹资成本，不断寻求政府出面交涉。

日本争的还不止账上的日元。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与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交换有关山东问题的文件，涉及胶济铁路经营、沿线警备和日军驻留。翌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援引此前的中日约定，阻挠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山东问题后来又经过外交交涉。
1922年，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青岛和胶济铁路逐步交还中国。日本在山东取得的部分权益被收回，东北铁路借款所涉及的争端却继续存在。

吉会铁路和满蒙四铁路的筹备借款合计三千万日元。日本期待参与线路建设，让中国东北的运输网络同日本掌握的南满铁路及朝鲜交通体系衔接。工程没有按原计划推进，贷款的债权与筑路权争议却长期存在。

1928年，南京政府在北伐后开始修订对外条约。
美国、英国等国陆续接受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日本坚持原有条约权利，外交处境逐渐孤立。东京提出利用新关税收入偿还旧债，财政部长宋子文则反对把税率调整直接变成偿还日本旧债的条件。

1929年10月，王正廷公开否认南京政府准备承认西原借款。但同年1月交换的关税文件并未取消债务整理安排。1930年11月，南京仍召开了债权人代表会议。日方要求把西原借款纳入清偿范围，中方继续反对承认这组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借款。

日本外交机关仍希望通过交涉追回贷款，东北的日本军方却采取了另一套行动。
1928年6月，关东军制造皇姑屯爆炸案，张作霖遇害。张学良随后接掌东北，并于同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日本军方企图通过刺杀张作霖改变东北政治局面的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与此同时，东北地方当局继续修筑自己的铁路，争取独立组织货物运输和军队调动。新建线路逐渐与南满铁路争夺货源，日本铁路经营利益受到冲击。日方多次要求中国履行旧协议，中方则对部分工程费用、管理权限及铁路权益提出异议。

1930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已经着手策划在沈阳制造事端。

1931年春，关东军进一步研究铁路爆破和攻占沈阳的具体行动。1931年6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拟定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讨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和兵力部署。关东军又利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制造紧张局面，并秘密调动兵力，准备攻击东北军驻地。

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炸坏南满铁路一小段路轨，诬称东北军所为，随即攻击北大营。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并向东北其他地区推进。东京内阁提出限制事态，关东军仍继续扩大战事。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依靠军事占领控制东北交通和资源。西原借款没有因九一八事变而得到正常清偿，南京原先酝酿的债务整理也被战争打断。

1929年的日方公文要求中国划拨关税、召集债权人；1931年的关东军作战部署则指向占领城镇和铁路。那场侵略行动早在债务交涉结束之前便已策划，目标还包括整个东北的政治与军事控制。

到了1932年，七笔西原借款的本金仍长期悬欠，沈阳、长春等城市及东北大片铁路网络，却已经落入日军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