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总理，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叫毛主席叫过“老毛”，现在有很多电视剧的情节也基本符合事实，朱老总可以称呼毛主席“老毛”，但周恩来从来都是叫毛主席“主席”或者“泽东同志”，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叫过“老周”，一直都是“恩来”。

1963年1月9日，毛主席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的一份手稿，卷首特意题了六个字：“书赠恩来同志”。这份手迹送给周总理，诗词后来公开发表时修改过部分文字，赠语却保留在原稿上。

五年前，同样一声“恩来同志”，出现在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议上。

1958年1月16日，广西南宁，毛主席拿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主席随后批评周总理此前主张的反冒进，明确表示自己要反对反冒进。
争论涉及1956年以来的经济政策。当时全国建设项目不断增加，投资规模扩大，财政收入、物资供应和建设需求之间出现矛盾。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主张控制过高指标，陈云等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也强调综合平衡。

1957年底，柯庆施提出加快建设速度。

到了南宁会议，原本需要研究的年度计划和预算，与批评反冒进联系起来。

1月19日，周总理作了自我批评。5月，他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检讨。此后，大跃进在全国展开，经济建设指标不断提高。周总理仍然承担国务院大量组织实施工作，此前提出的控制建设规模的主张却没有得到坚持。

在政策意见尖锐对立时，毛主席照样称他“恩来同志”。

两人的工作关系，早在长征途中便经历过重大调整。1935年1月，中央红军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主席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周总理仍承担军事指挥最后决心的责任。

此后，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三人小组。
红军继续长征，部队如何行动、怎样摆脱敌军围追堵截，都需要在不断变化的战场上决定。中央军事领导分工也随着形势发展逐步调整。

到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1943年8月2日，周总理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全党团结在毛主席领导下，讲话中多次使用“毛泽东同志”。

这时，周总理长期承担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多年，对抗战中的党派关系和政治局势十分熟悉。

1945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双方通过电报商量会面安排，周总理再次承担接洽任务。8月22日，毛主席复电蒋介石，提出先派“周恩来同志”赴重庆。23日，蒋介石回复，使用“周恩来先生”，又称“恩来先生”。24日，毛主席再次复电，写的是“恩来同志”，并表示自己准备赴重庆。


8月28日，毛主席与周总理等抵达重庆。
经过四十多天谈判，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毛主席返回延安后，周总理继续留在重庆处理国共谈判事务。周总理能够承担这些交涉工作，与他长期处理统一战线事务的经历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职务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毛主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总理主持政务院，后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中央制定重大政策，国务院负责大量行政事务，周总理需要协调各部门，将中央决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1953年8月11日，周总理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涉及财政、税收、商业以及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毛主席多次修改这份结论。

10月，中央批准印发，要求全党县级以上干部学习。
报告由周总理作出，经中央审定后成为全党需要学习的文件。两人在其中承担不同职责，共同参与了政策形成和贯彻的过程。

干部在工作中习惯称呼“主席”“总理”，毛主席却多次提出应当使用“同志”。

1959年8月3日，毛主席又给刘少奇、周总理、彭真、杨尚昆等人写信，建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以职务相称。按照这个要求，毛主席本人应称“毛泽东同志”，周总理应称“周恩来同志”。
革命战争年代，干部之间也有比较随意的称呼习惯。

朱老总与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便长期共同工作，一些老战友之间习惯在姓氏前面加一个“老”字。

1965年12月24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文件编号为中发〔65〕715号。通知专门提到，过去在革命根据地，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干部，见面经常互称同志，也可以亲切地叫“老张”“老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干部逐渐习惯让别人称自己的官衔，甚至不称书记、部长就感到不高兴。
中央要求改变这种习惯，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这份通知发出时，毛主席与周总理已经合作数十年。
各级党组织收到的正式要求中，没有规定职务越高称呼越特殊，也没有要求老战友必须取消亲切的叫法。

通知明确写下的，是无论担任什么党内职务，都应当使用同一个称谓：“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