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是八路军师长中唯一一个没有授元帅衔的，甚至连大将也不是，多少有些高开低走。

1955年9月10日，许光达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信，请求将拟授予自己的大将军衔降为上将。
他在信中谈到，1932年至1937年因伤在苏联治疗、学习，错过了红军长征和国内艰苦作战的岁月。

许光达身在苏联的1936年，萧克正在随红军转战。

那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贺龙任总指挥，萧克任副总指挥。十九年后，许光达的降衔请求没有获准，获得大将军衔；当年的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却只被授予上将。

另一组职务对照同样鲜明。1937年八路军改编时，三个师的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1955年，这六人中的另外五位全部获得元帅军衔。萧克虽然担任的是第120师副师长，此前却已经有独立指挥红军主力的经历。

1934年夏，萧克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西征，一路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10月在贵州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

两支军团随后在湘鄂川黔边展开作战，牵制大批国民党军。
1935年11月，他们共同踏上长征，经历乌蒙山回旋等艰险行动，后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萧克从军长到军团长，再到方面军副总指挥，短短几年进入红军高级指挥层，当时还不到三十岁。

抗战开始后，他的军事职责逐渐发生变化。

1937年随第120师东渡黄河，在晋西北作战。1939年2月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政治委员，负责平西、平北、冀东地区的敌后斗争。

日伪军控制着许多城镇和交通线，我军游击部队分散活动。
萧克既要组织作战，还要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1942年，他又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开始承担更大范围的军事组织工作。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萧克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我军撤出该城，转在华北铁路沿线与敌周旋。部队随后取得易满、保南、正太等战役成果，但前方机动作战与后方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1946年年底，野战军司令部曾与军区机关合并。

次年，朱德检查晋察冀军事工作，发现名义上十二万人的野战军，最多只有七万人能够出征。
军区机关经营生产，供给体系分散，野战部队还要承担大量兵员补充、运输和兵站事务。

军区随即调整机构。杨得志出任重新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萧克回军区统一指挥军区工作，赵尔陆负责集中管理后勤。

野战纵队摆脱繁杂的勤务事务，获得更集中的机动作战条件。

此后，杨得志率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参加解放石家庄。1955年授衔时，杨得志与萧克获得的军衔相同，都是上将。

萧克并未退出高级军事指挥岗位。1948年华北军区成立，他出任副司令员，参与组织石家庄防御，同时兼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1949年，又调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参与部队南下及中南地区战役的组织指挥。

195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军事训练部部长。

经过长期战争，我军需要统一训练制度、军事条令和院校教育。他组织筹建军事院校，选定校址、挑选教员，推动编写内务、纪律、队列三大条令。

抗美援朝战争中，部队装备和兵种不断变化。萧克组织诸兵种协同作战训练，参与抗登陆演习，把新装备使用和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纳入正规训练。他还参与筹划创办了大量军事院校，逐步建立适应正规化建设的军事教育体系。

1952年，全军开展干部评级，从军委主席级到副排级，共分九等二十一级。
萧克被列为正兵团级。1954年，他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负责全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到了1955年评衔时，中央军委规定，正兵团级干部多数可以评为上将，同时综合考虑现任职务、从军经历、业务能力和革命贡献。

元帅、大将名单还要经过中央有关领导机构研究审定。

正兵团级的王树声、许光达进入十名大将名单，萧克与王震、许世友、杨得志等人则获得上将。许光达在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装甲兵建设。萧克当时主要负责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军事教育训练工作。

许光达1936年还在苏联，直到1937年11月才回国。1955年，他的军衔却高于早在1936年就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两人同为正兵团级，最终进入了不同的军衔等级。

9月27日，萧克获得上将军衔，同时荣获三枚一级勋章。

1957年11月，他从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升任部长。次年，萧克受到错误批判，被解除军队职务，次年转任农垦部副部长。

直到1972年，萧克重新回到军队，担任军政大学校长。

1977年12月，他又出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继续组织军事教学、教材编写和高级指挥干部培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