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爸爸拿孩子当“搭讪工具”？这本2012年出版的育儿书，审核是怎么过的？

湖南一位网友去探望刚生产的朋友，无聊时翻开朋友家的一本爸爸读物。书名叫《准备好！新爸爸实用指南》。翻到“借用宝宝获得便利”这一节，里面列着几个“便利”场景：无发票退货、占得最佳位置，以及——与女孩搭讪。书里教爸爸怎么带着孩子出门，把孩子当成打开话题的工具，主动去跟陌生女性搭话，还配了具体的话术和场景。

网友把内容拍下来发到网上，评论区炸了：“拿小孩当时尚单品”。

这本书的信息很快被扒了出来：作者是美国婴幼儿心理学专家加里·格林伯格和插画家珍妮·海登，原著是英文版，201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引进出版，定价29元。截至媒体报道发稿时，多个电商平台仍在售卖。出版社方面，至今没有公开回应。

“洋作者+心理学专家+插画家”的配置，恰恰掩盖了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背景听起来很“权威”：格林伯格是心理学研究者，海登是插画家，曾为欧莱雅配图。但头衔再光鲜，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把“利用孩子搭讪陌生女性”写进一本育儿读物，在价值导向上是错的。它把亲子关系工具化了，把孩子降格为社交道具。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出门，孩子的存在被定义为“降低搭讪门槛的便利条件”——这个逻辑本身，无论作者是谁、在哪国出版，都不该被一本面向中国新手父母的育儿书原样搬运过来。

更值得追问的是出版环节。这本书是引进翻译的，不是原创。引进意味着至少有一道额外的把关：选品、翻译、审校。原版里可能有文化差异，可能有作者个人的“幽默”笔法，但中文版的编辑在决定“这个段落要不要保留、要不要加注、要不要删改”的时候，是有裁量权的。裁量权用在了“保留”上，这就是审核判断的结果，不是“疏忽”。

法律上，这本书的内容踩在一条弹性很大的线上。

《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九项规定，出版物不得含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第二十六条进一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的内容。

“危害社会公德”是一个开放式条款。教爸爸用孩子搭讪陌生女性，算不算“危害社会公德”？从公众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是“这不对劲”。但在出版审核的操作层面，“社会公德”条款的适用，往往依赖于审核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像淫秽、暴力、政治敏感那样有相对清晰的识别标准。一条教人拿孩子当搭讪工具的段落，只要没有被明确归入某一类禁止性内容，就可能在“技术性合规”的缝隙里滑过去。

对比2022年江西美术出版社的一起案例：一本儿童绘本因含有不适宜的两性内容被质疑，出版社回应称“早已意识到问题并主动下架，后续增加了重点审核环节”。律师指出，出版单位需承担内容审核主体责任。那个案子的逻辑是：出版社的审核责任，不是“没被禁止就可以出”，而是“出了之后要为自己放行的内容负责”。 《新爸爸实用指南》的出版社，至今没有启动这个负责的动作。

说句实在话：

一本书2012年出版，14年后被一个普通读者随手翻到，随手拍下来，才引爆舆论。这14年里，它安安静静地躺在电商平台的货架上，被一些新手爸爸买回家，翻到“借用宝宝获得便利”那一页。

它没有被禁，因为它不涉及淫秽、暴力、政治。它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段落里，把一种物化孩子、物化女性的行为逻辑，包装成“育儿小窍门”塞了进去。审核的门槛，恰好设在它够不着的高度。

育儿书不是法外之地。但法律的手够不够长，取决于出版社愿不愿意在“没被明确禁止”和“不该出现”之间，划一条自己的线。 这条线，江西美术出版社在2022年划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4年后还没有划。

你觉得，一本2012年引进的育儿书里出现“教爸爸用孩子搭讪”，该由出版社下架整改，还是属于“文化差异、不必上纲上线”？如果你买育儿书翻到这种内容，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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