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夏天的北京街头，一个半大孩子剃着小平头，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服，站在父亲身边拍下一张照。
他叫陈凯歌，刚满十七岁，再过几天就要背着铺盖卷去三千公里外的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插队。镜头里他没有笑，嘴唇抿得死紧，眼神飘向远处，满是少年人藏不住的茫然。
站在他身旁的父亲陈怀皑，穿一件白背心，故意咧着嘴笑。那是强撑出来的轻松。此时，这位北影厂的资深导演正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处境艰难，却想用一脸笑，把心事替远行的儿子挡在门外。
陈怀皑原名郑衍贤，从四十年代国立剧专毕业起就泡在戏剧和电影里，一九五六年，他转入北影，此后几十年只认一件事：把京剧搬上银幕。《杨门女将》《野猪林》《铁弓缘》，一部接一部拿下百花奖最佳戏曲片。
儿子陈凯歌出生在电影厂的四合院，从小耳濡目染，可这对父子的结，埋得比照片更早。特殊年代初期，十几岁的陈凯歌曾在批斗场合当众推搡过父亲，那一推，是他此后反复提及的自责。
离京那天，父亲跟着车厢跑，越跑越慢，终被站台上的人群淹没。到了云南，他寄出长信请求原谅，陈怀皑回信只有几行字，不问责，只问吃得惯不惯当地的饭。此刻合影，父子俩谁都笑不出来。
在那趟远行前，陈凯歌在行李里塞了十袋特大号牙膏，算过账，每天刷一次够用八年。那不是囤货，是一个少年在心里给自己判了刑。他以为可能再也回不来。到了西双版纳，他住四面漏风的茅草房，砍几十米高的大树，手磨出血泡，同伴死在树下的事他也亲眼见过。
后来他考上北影导演系，拍出《黄土地》《霸王别姬》，又请父亲给《霸王别姬》当艺术指导。一九九四年陈怀皑因肺癌去世，距金棕榈只差不到一年。那段岁月都进了他的电影。那张临别合影里，一凝重一强笑，定格了一代人下乡前最真实的父子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