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敢说真话！居民消费率持续低迷，根本不是没钱，是分配出了问题。

这些年，全社会都在讨论一个扎心的经济现象：GDP稳步上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可不少普通人消费时却越发谨慎。


居民消费率偏低这件事，讨论了许多年，大众最顺嘴的解释永远是“老百姓手里没钱”，2025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约为40%，而全球平均水平普遍在57%上下，发达经济体更是常年保持在60%至70%之间。


这十七个百分点以上的巨大窟窿，绝非一句简单的“没钱”就能解释得通，钱不够花是表面现象，钱在国民总收入里占的那一份长期偏小，才是更深层的骨架问题。


前者是钱包的厚度，后者是分蛋糕的刀法，刀法不改，钱包再怎么被短期促消费政策撑一撑，也撑不出一个能持续自我循环的大型消费市场。


一个人乃至一个阶层敢不敢消费，看的不仅是这个月发了多少绩效，更是他在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成果里长期能分到多大比例。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停留在43.5%左右，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通常在60%上下。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里拿到的份额虽然从本世纪初的低点有所回升，但与资本和财政分得的份额相比，显得底气不足，这意味着GDP的蛋糕每年都在做大，可直接落到居民部门口袋里的那一块，扩张速度始终慢半拍。


消费是收入的延伸，收入是分配的产物。初次分配端把水龙头关紧了，需求端再怎么喊“提振”，都像是在一条干瘪的水管上拧阀门，拧得再大也流不出多少水。


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样遇到过几乎一样的结构性瓶颈，彼时日本经济增速惊人，但普通工人的工资涨幅却远落后于企业利润，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


后来池田勇人内阁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并不是单纯印钞发钱，而是真正动了分配结构本身：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提薪，重构劳资分配关系，在十年间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拉升了近十个百分点。


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真正实现同步，日本才一举跨入耐用消费品大普及的时代，这证明消费从来不是强行“刺激”出来的，而是国民分得足够蛋糕后自然释放的经济结果。


劳动收入的合理拉开在市场上算不上致命问题，真正把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牢牢摁住的，是财产性收入那条越来越宽的裂缝。


在当前的收入结构中，房产租金、股息红利以及金融资产收益高度集中在少数高净值人群手里，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进项依然九成以上依赖工资。


工资是按月计酬的劳务报酬，涨得慢且有上限，资产则是可以自我繁殖的资本积累，有资产和无资产的家庭在十年后拉开的不仅是一笔存款，更是全方位的社会资源差距。


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劳动收入，这直接扭曲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天然偏低——钱到了他们手里，边际需求迅速饱和，大部分转为了再投资或金融资产，而边际消费倾向极高、拿了钱就会去买衣食住行改善生活的中低收入群体，手里的财富份额却在相对缩水。


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教训把这笔账算得很透彻：1920到1929年间，美国工业生产率提升了约40%，企业利润猛增了七成以上，可工人的实际工资仅增长了11%左右。


财富加速向顶端集中，导致消费增速远远赶不上产能扩张，最终酿成了消费彻底接不住生产的结构性大危机。


分配结构一旦失衡，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人能消费得起，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无关意识形态。


除了“分得少”，还有一层深层因素直接制约着花钱的胆量：对未知的预期，中国居民储蓄率常年高居40%以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老百姓爱存钱不是出于天生的本能，而是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等长期刚性支出面前缺少一张足够厚实的公共保障网。


在社会安全网不够密实的情况下，普通人只能把私人储蓄当成自己的防风港，这种预防性储蓄直接蚕食了当期的日常消费。


社会保障的覆盖厚度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本质上也是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资源从基础建设端向民生兜底端倾斜多少，普通人就敢把多少比例的积蓄从“防身钱”转化为“消费钱”。


这种结构性安全感是短期发放几轮消费券所无法替代的，消费券能撬动的是本来就有购买意愿和购买力的那部分边际需求，而对于被基础保障焦虑卡住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哪怕有补贴递到面前，他们也得先掂量掂量下个月的医疗支出。


分配是根，消费是果，根部的土壤不进行深翻培育，果树上的果子再怎么催促，也结不出丰硕的收成。


信源：
第一财经：《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2025年12月28日
证券时报：《居民增收需破立并举》，202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