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就在余姚，共产党员周迪道因叛徒告密，不幸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这一消息在地下组织里传开后，同伴们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知道日军在审讯中惯用酷刑，周迪道的处境凶多吉少。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日军对他严刑拷打，试图从他身上撬出抗日组织的秘密，但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无论动用棍棒还是刀针，周迪道始终守口如瓶，半个字都不曾透露。

经过几轮审讯，日军发现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对周迪道都毫无作用，按照惯例，像这么“顽固”的抗日志士，日军通常会押解至更严酷的集中营甚至直接处决。

但没过多久，日军忽然做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决定：他们把周迪道释放了，被放出来的消息传开，许多同志都感到不可思议，大家开始猜测敌人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阴谋。

至于周迪道自己，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日军之所以放他，无非是想让他成为一颗“潜伏的棋子”，借助他的活动来引出更多革命力量。

对于这样的“安排”，周迪道立即着手计划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反制敌人，为抗日组织提供帮助，面对敌人的动机，周迪道果断决定“将计就计”。

他向组织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日军释放他显然是为了打长期伏击的算盘，与其抗拒逃避，倒不如借此机会主动伪装成投降者，打入敌人内部，以情报战线助力抗日。

这一想法的提出极为大胆，但他显然做好了准备，愿意背负“汉奸”的骂名，以双面身份完成更重要的使命。

被释放后的周迪道，开始刻意表现出一种“识时务”的样子，总在人前显出自己已经“觉悟”的姿态，和日伪军官拉近关系，甚至主动参加了一些日军安排的活动。

日本人见状，渐渐对他减少了怀疑，甚至还认为多了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

在打入敌人内部的同时，他迅速建立了一组秘密情报网络，表面上，他是大汉奸，生活奢靡，但私下里，他把敌人的动向和重要情报通过各种隐秘方式传送给组织。

他尤其擅长从那些日军的闲谈和宴席中获取信息，比如运输线的变更、军队行动的部署等。

可不久后，新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根据地的抗日团队因为经费短缺，许多活动难以为继，急需资金支持。

这时，周迪道动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念头，他了解到一些大汉奸与日伪军队的关系颇为微妙，那些人为了两边逢迎，暗地里没少搞些不光彩的勾当。

于是，他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挖空心思挑拨离间，再以此威胁那些有把柄在手的大汉奸，硬是从他们手里“敲竹杠”。

这部分“竹杠费”直接被用作抗日物资筹集，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更让伪装工作显得更加“真实”——放荡不拘的行为，正符合敌人对一个“投降者”的认知。

然而，这样的隐藏工作始终危机四伏，一次，地下组织里一个成员叛逃到了敌人营地，叛徒向日本人主动献殷勤，暴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以此试图获得信任。

周迪道非常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也厌恶他的背叛，但在敌人面前，他却表现得十分热情，不仅给叛徒“介绍情况”，还时不时邀他一同参加“活动”。

经过几次试探，周迪道发现这个叛徒并没有赢得日本人的完全信任，他抓住了这个缺口，在日军内部“暗示”有人可能是假意投诚。

就这样，叛徒的处境越来越糟，在日军的一次清理行动中，这名叛徒被秘密除掉，一场危机，不动声色中便化解了。

随着身份的不断巩固，周迪道的行动也变得更加灵活，他不仅从情报线上为组织提供帮助，还通过巧设局势，协助解救一些被捕的同志。

在日军眼中，他是个“表忠心”的投降者；可在组织眼中，他是个不惜隐藏姓名、背负骂名的真正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