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鲜少提及：遵义会议后，博古仅卸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并未退出革命；他此后仍参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只是名字未被重点提及。
 
1935年1月那场会议开完，博古其实还顶着总书记的名头，又过了半个来月，2月5日，队伍走到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一个叫花房子的村子，周恩来找他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中国革命要打败蒋介石，得由毛泽东来掌舵，中央这边商量好了，由张闻天接替他当总书记，说是过渡一下。
 
博古当场就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连同一大箱文件，原封不动交了出去，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这一年他才27岁。从全党一把手的位置上下来，换旁人身上，未必能这么痛快。博古这一交，交得干净，心里却并不糊涂。
 
他清楚自己这几年指挥红军，把家底差点赔光，湘江一战8.6万人剩下3万多，这个账他一直记着。下了台他没有躺倒，也没有撂挑子，被安排去当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跟着队伍一步一步走完了长征。
 
到了陕北，博古的活儿没断过。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让他管着，1937年1月他接了新华通讯社社长这副担子，没过多久又兼上中央组织部部长。
 
卢沟桥的炮声一响，国共要重新坐下来谈合作，他被派去南京当中共驻南京代表，跟国民党那边一条一款地掰扯联合抗日的具体条款。
 
1938年以后，他又先后在长江局、南方局管组织工作，在武汉、重庆那一摊繁忙的统战和党务里头，是挑大梁的几个人之一。
 
再往后，延安要办一张党的机关报，他成了《解放日报》的第一任社长，天天埋头改稿子、定版面，把自己早年那点理论底子全用在了办报上。
 
历史对他最不客气的那一段，是延安整风。1941年秋天起，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清算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的路线问题，博古是被点名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刚开头他思想上转不过弯，觉得军事指挥不归他管，路线问题上头还有共产国际。
 
可他不是那种死扛着不认账的人，一轮一轮学下来、检讨下来，他慢慢想通了，在台上一次比一次讲得深刻。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他当着全党的面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各种恶果他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头没有"之一"，就是最主要的那一个。这一句话，把他前半生犯下的错，原原本本兜了回来。
 
党原谅了他，同志们也服气他。一个犯过路线错误的人，能在全会上这样讲自己，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人这一辈子，端着架子容易，摔了跟头敢往自己身上揽错难。博古认账认得痛快，改也改得实在，认完了、改完了，接着给党干活，一点没拿自己当功臣，也没拿自己当罪人。
 
1945年抗战一胜利，国共两边谈了个双十协定，局势看着松快了没几天，摩擦又起来。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再一次飞到重庆，跟国民党方面咬着牙谈军队整编、谈解放区政权、谈停火。
 
到了4月上旬，谈判桌上的形势急转直下，国共之间闹到了快翻脸的地步，他心里急，必须赶紧回延安向中央请示对策。那时候国共美三方有个军调协议，代表来往坐的是美国方面提供的飞机。
 
4月8日那天，天阴得沉，下着小雨，云压得很低，同机的还有刚从监狱里出来没几天的叶挺、老资格的王若飞和邓发。飞机从重庆起飞往延安飞，飞着飞着遇上大雾，地面看不清地标，迷了航向。
 
下午2点来钟，一头撞在了山西兴县的黑茶山上，机上17个人，一个都没活下来。博古走的时候39岁。后来人们把这几位遇难的同志叫"四八烈士"。
 
他这一辈子，前半程坐过全党的头把交椅，犯过让红军吃大亏的错；中间这段下台之后，做过统战、办过党报、管过组织，没躲没藏；最后一程，是赶着回去给中央汇报工作的路上，把命扔在了半道上。
 
历史课本里讲到遵义会议，提他，多半是为了衬托会议的转折意义；讲到延安整风，提他，多半是为了说明教条主义怎么被清算。至于他下台之后那11年是怎么过来的，课本一笔带过，影视剧里也常常没他的戏。
 
可恰恰是这11年，才让人看清这个人的骨头。他不是完人，年轻时肩上压了扛不动的担子，把革命带过一段弯路，这个责任他自己认。
 
认了之后，他没有消沉，没有闹情绪，也没有凭着老资格摆架子，党让去哪儿就去哪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干到飞机撞山的那一天。
 
真正的共产党人，未必是一辈子不摔跤的人，而是摔了跟头敢爬起来、敢认账、爬起来之后还接着往前赶路的人。博古后半程走的这条路，没有前半生那么耀眼，却比前半生更见人心。
 
一个27岁就交出大印不皱眉头的人，一个在全党大会上把错处往自己身上揽的人，一个39岁为了赶回去汇报工作冒雨上飞机的人，他在历史上的分量，不该只被浓缩成"左倾错误路线代表"那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