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家里有难处，能还给我们吗？”2015年，一位老人走进孝感市人民政府，拿出一张80多年前的借条，对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这张欠条很小，只有12厘米长、4厘米宽，可上面的笔迹已经带着八十多年的岁月痕迹。
 
它不是谁家传下来的古董，而是1930年红军写下的一张借条。
 
借条上写的是 "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落款写着 "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底下还盖着队长涂杏的一枚印章。
 
杨长银，就是杨明荣的祖父。借条是 1930 年写的，到杨明荣拿出来的那年，已经过去了八十五年。
 
事情得从 1930 年夏天说起。当年 6 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一师在阳平口打了一仗，战后就地扩编整训，按 1992 年版《孝感县志》的记载，部队由一千二百人发展到一千五百人。
 
人多了，吃的穿的、买枪买子弹的开销跟着涨，可队伍一直在转战，没有固定的后方粮饷。杨长银家所在的大悟山一带，包括今天孝感观音湖那片，正是这支部队一个分队的秘密联络点。
 
上头交代下来，让第一分队在当地筹措经费，队伍就一户一户地找人商量，借多少都写条子，不白拿。
 
那天夜里，分队队长涂杏带着人摸到杨长银家，说明来意，是想借钱扩充武装。四百块大洋在当时是一户普通人家好几年都攒不下的数目，可杨长银没有推托。
 
他把家里能拿出来的积蓄都凑上，还差一截，又让自己二十一岁的儿子杨文顺跑到亲戚家里去转借，前后凑了一百多块，这才把整整四百块大洋递到红军手上。
 
钱点清之后，部队拿出早就用毛笔写好的规范借条，在条子中间填上借款人杨长银的名字和借款数额四百元，又盖上涂杏的印章，这才把纸条交到杨家手里。
 
借条是这么来的，可这笔钱当时没能还上。那以后部队东转西移，战事不断，杨长银和这支分队后来断了音讯，借条就一直留在杨家。
 
杨长银心里记着这件事，却从没到处声张，临终前把条子交到儿子杨文顺手上，把当年的经过一五一十讲给他听。杨文顺后来又把这件事讲给儿子杨明荣。
 
杨文顺临终前还念叨着，说那会儿红军吃穿、打仗的钱都紧张，条子是正规格式，收到钱才填名字、填数目，是正经凭据。往后几十年，杨家日子起起落落，最缺钱的时候，这张借条也没人拿去动过。
 
杨长银走了，杨文顺也走了，纸条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折了又折，藏进贴身的地方，最后传到杨明荣这儿。
 
他识字不多，却一直记得父亲那句话：这是红军打过的借条，是自家当年应下的事，收好，别急着去兑。
 
他就这么收着，一年又一年，纸边磨毛了，颜色发暗，上面的字却没舍得丢。直到 2015 年家里实在有了难处，杨明荣才把压箱底的纸条取出来，交给当地政府。
 
有关部门先把借条收了上来，核对纸张、墨迹和印章，又翻查地方史志和当时的部队建制资料，拿借条上的番号、队长姓名跟记载逐项比对，核实这支分队 1930 年确实在这一带活动、奉命筹款。
 
鉴定确认之后，孝昌县财政部门按相关政策折算，给杨家兑付了现金，公开资料记载的兑付数额为四万元人民币。
 
当年银行方面曾估算，1930 年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大约折合后来的几十元人民币，具体折算则由政府结合当年实际和政策核定。
 
纸条拿出来时，杨明荣七十六岁，祖父杨长银、父亲杨文顺都已经不在了，没人能再当面说清 1930 年那个夜晚的每句话。
 
能留下的，就是这张十二厘米长、四厘米宽的毛边纸，上面写着四百大洋，盖着涂杏的印，从杨长银传到杨文顺，再传到杨明荣，揣了整整八十五年。
 
政府接下条子，核对清楚，按政策把这笔账兑付给了后人，1930 年欠下的这笔钱，到 2015 年有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