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止历史仇恨：高市供奉靖国神社背后，是安全与生存的博弈，实际上不是中国不愿意放下仇恨，而是日本不肯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如果中日之间只剩下一本历史账，事情反而没那么难。账可以翻，教训可以记，后人也可以在和平中重新认识彼此

2026年10月19日，中日之间又出现了一次围绕历史问题的外交交锋。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0月17日和19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祭祀费，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
这个动作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犯，相关政治举动很难与日本侵略历史分开看待。
如果两国之间只有历史旧账，解决问题的路径其实并不复杂：承认事实、承担责任、尊重受害者的记忆，再通过长期交往逐步恢复信任。真正棘手的是，历史争议还在不断与当天的安全政策、台湾地区问题以及东亚力量变化交织在一起。
过去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问题，容易被现实中的新摩擦重新激活。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不能简单归结为岛国缺少资源。
资源条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选择，却不能决定它一定走向侵略。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密切相关。
把侵略解释成生存需要，反而容易模糊主动发动战争的责任。战争结束以后，中日关系也并非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1972年9月29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方面承认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害，并表示深刻反省；中国则从两国人民友好出发，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
这个决定说明，中国并没有把历史仇恨当成阻止两国恢复关系的永久理由。
但历史问题能否真正翻篇，不是看一份文件签署了多少年，而要看有关承诺能否持续落实。日本社会内部对战争历史存在不同看法，政府的历史表述、政治人物的纪念活动，也会影响邻国对日本战后和平承诺的判断。

中国民众要求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并不是要求当天的日本人承担祖辈的个人罪责，而是希望历史事实不被否认，战争责任不被淡化。现实中的安全分歧，则让这种不信任更加复杂。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谈及台湾地区局势时，将相关情形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引发中方强烈反对。争议的关键并不只是某句话是否措辞强硬，而是日本首相将台湾地区局势与日本可能采取的安全行动联系起来后，会怎样影响地区各方对军事介入风险的判断。
到了2026年10月，日本国内有关防卫政策和核问题的讨论又引起中方关注。
中国外交部10月16日就日本涉核言论作出回应，强调日本不能拥有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围绕核政策展开讨论，不等于日本已经拥有核武器；但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也深知战争代价的中国而言，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完全关闭对话渠道。
10月20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两国关系面临困难，双方仍应加强不同层级的沟通，推动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这一表态与靖国神社问题引发的外交争议同时存在，恰好说明中日关系并非只有对抗这一条线，合作意愿与现实分歧可以并存。
这也意味着，把中日关系简单说成争夺生存空间，虽然抓住了部分安全竞争的特点，却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日本担忧自身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关注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双方对地区秩序的理解也有差异。如果一方把自己的安全措施视为防御，另一方却将其理解为威胁，双方就可能不断增加防范措施，最终形成彼此不信任的循环。
这种循环并非没有代价。中日经济联系广泛，产业链、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都涉及普通家庭与企业。
政治关系紧张，会增加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旅游、留学和民间交流。安全问题当然不能简单让位于经济利益，但如果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原本可以通过外交解决的分歧，就可能扩大到更多领域。
我认为，中日关系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两国人民永远无法消除仇恨，而是政治分歧被不断解释成不可调和的民族对立。历史责任必须说清楚，侵略事实不能被淡化，涉及台湾地区和地区安全的问题也不能靠含糊其辞来处理。
但与此同时，不能把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国家发展差异直接推导成战争必然发生。国家之间有竞争，也有共同利益；有安全分歧，也有通过谈判管控风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