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正在开会，特务突然闯了进来问：“谁是鲁迅？”鲁迅不慌不忙地说：“这儿没人叫鲁迅。”暗探盯着他追问：“你叫什么？”——这就是鲁迅很机智的一次自保：暗探当面盘问，他只靠两个名字就安全脱身。
 
1931 年 1 月 17 日下午，上海汉口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间的门被人从外面堵住。军警、西捕和特务冲进去，把开秘密会议的人一个个按住。
 
被抓的人里有个青年作家柔石，是鲁迅最信得过、待他像自家学生一样的人。搜查的人从柔石衣袋里摸出一张抄件，那是鲁迅和北新书局订立的印书合同，上面留着鲁迅的名姓。线就这么牵了出来：当局要找的人，顺着这张纸摸到了鲁迅头上。
 
这事得往前说一年。1930 年 2 月，鲁迅经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他在会上讲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没过多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放出风来，把他列进要抓的名单，罪名很难听，叫 "堕落文人"。那两年上海到处是便衣侦探，进步作家被抓、被杀的消息不断传来，朋友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鲁迅没有关门装死，也没登报辩白。他照旧出门，照旧去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也是相交多年的老友，见他还来来去去，急着劝他先避避风头。
 
鲁迅很平淡，说真要抓我，暗地里抓走就是，何必发这么个名单，名单一挂出来，反倒碍手碍脚。嘴上这样说，风声真紧的时候，他也由内山安排在书店里躲一躲，风头过去再转走，不硬拿性命去碰。
 
他对付名单的办法，不在脸上，而在名字上。他本名周树人，"鲁迅" 本就是 1918 年写《狂人日记》时起用的笔名。当局要点名的是 "鲁迅"，他偏不被这一个名字套住。
 
他们骂他 "堕落文人"，他就把这几个字拆开，取个笔名叫 "隋洛文"，有时简写 "洛文"，用来翻译书稿，等于把骂他的话原封递了回去。
 
他又用过 "邓当世"，浙江话里 "邓" 念起来像 "遁"，就是躲开、溜走的意思，暗着说自己早已避过了对方的耳目。
 
后来写短文，他还用过 "何家干"，大白话就是 "谁干的"，想查出写文章的是谁，自己慢慢纳闷去。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写出来的文章却始终自己负责，这是他的规矩。
 
回到 1 月。16 号夜里，明日书店想印鲁迅的译著，托柔石去问版税怎么算，鲁迅就把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给他参考，柔石往衣袋里一塞，匆匆走了，谁也没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面。
 
17 号柔石在东方旅社被捕，巡捕先把他押到明日书店，问经理认不认识这个人；经理见他双手上了铐，咬着牙摇头，说不认识。又把他押去北新书局，问是不是柔石。
 
合同上有鲁迅的名字，捕房和公安局几次三番向柔石打听 "周先生" 的地址，柔石在狱中给同乡的信里写得明白：他们问我，我哪里知道。
 
朋友托魏金枝连夜赶来通知鲁迅。情况已经危险，这一夜，鲁迅把朋友们写来的旧信札一份份烧掉，带着许广平，抱着刚几岁的海婴，离开了住处。
 
1 月 20 日，由内山完造安排，一家人搬进黄陆路、也就是如今黄渡路的一家日本人经营的花园庄旅馆，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外面很快传开，说鲁迅被捕了，又说他被杀了，谣言一路传到北京，年迈的母亲都急得生了病，他只能一封封发信去更正。旅馆里见不到外人，日子过得又静又闷。
 
2 月 7 日夜或 8 日晨，一个可靠的消息传来：柔石和另外二十三人，已经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柔石身上中了十弹。那一夜很深，别人都睡了，女人和孩子也睡了，鲁迅独自站在客栈的院子当中，四周堆着破烂的杂物。
 
悲愤压着他，他写下一首旧体诗，里头有两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两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题目叫《为了忘却的记念》；《北斗》创刊时他没法写纪念的文字，只选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一个母亲献出自己的儿子，当作只有自己心里明白的纪念。
 
这一回，他没被那张写着 "鲁迅" 的名单套住，也没在找上门的线索里被认出来。靠的是名字和身份的错位，靠提前转移，靠友人掩护，也靠他始终没有停笔。风头过去，他从花园庄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