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号，山东菏泽。大衣哥朱之文对着镜头撂下狠话：“我不吃你的，喝你的，这次绝对不会放过你。”因为长期被黑粉追着举报，他十几场商演都被搅黄了。


一个在公众印象里始终带着笑、说话慢悠悠的农民歌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事情已经不只是“闹别扭”那么简单了。


过去几个月，他的商演日程表被撕得七零八落。齐鲁晚报的采访记录里有一组很具体的数字：9月到10月，青岛、潍坊、西安、郑州、邹城、泰安、章丘、淄博，原本签好合同定好日子的演出，一场接一场地黄了。


泰安那一回最让人窝火，他人已经到了菏泽高铁站，排队等着上车，电话来了，演出取消，对方除了道歉说不出别的。还有到得更远的，行李放下了，演出服换好了，后台的灯都亮了，最后还是没走上台。


干这件事的人，朱之文认识其中几个。浙江德清一个网名叫“绿水青山”的，六七年前就因为举报他的演出被他起诉过，在法院庭外调解，写了保证书说不再搞了。没用。现在举报的队伍里还有他。


河北邯郸一个叫“黑马”的也在。剩下的人，朱之文叫得出网名，但对不上真人。他们建了群，盯着他的行程，只要他要去外地演出，就往当地文旅部门和主办方那里集中投诉，口径统一得像是提前对过稿：朱之文是劣迹艺人。


这个标签贴得毫无依据。朱之文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官方部门认定过违规，没有任何处罚记录。他在一个视频里说过农业机械化让种地没那么辛苦了，这句话被掐掉头尾，变成了“农民种地不辛苦”，成了举报材料里的“证据”。一个靠嗓子吃饭的人，被几句剪辑过的话堵住了上台的路。


主办方的反应其实不难理解。接到集中投诉，核实需要时间，核实清楚之后舆情已经起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取消是最省事的选项。


于是举报者找到了一个成本极低、效果极好的办法：不需要真凭实据，只需要足够多的人同时按下发送键，就能让一场合法商演消失。


朱之文说，接下来还有二十多场演出排在后面，每一场都悬着。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他这两天有没有演出，他说有，在外地。问在哪儿，他顿了顿，说不方便说，怕行程泄露出去，演出又没了。一个唱了十几年歌的人，现在连自己去哪儿演出都不敢提前讲。


朱之文这个人，放在娱乐圈里是个异类。出道这些年，商演价格十年没涨过，公益演出不收钱。税务上被举报过，查了，干干净净。


有代言找他，他不敢接，怕自己把控不了产品质量。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单县郭村镇朱楼村，家里有鸡有鹅有几亩田。


这次接受采访，他站在自家院子里说，唱不了歌大不了不挣钱，在家种地好不好，你看喂的鸡这么大。这话听着像赌气，其实更像一个人在反复被堵路之后，给自己找的最后一条退路。


但退路归退路，气咽不下去。他说自己被攻击好几年了，之前没告过对方。2023年那次诉讼，对方写了保证书，他撤了诉。结果消停了不到一年，举报卷土重来，而且升级了。以前是剪视频骂，现在是有组织地卡他的演出。


朱之文在镜头前喊话，把自己的真名、村名、门牌号都报了出来，问对方敢不敢说真名、敢不敢报工作单位。他说要是对方真敢，敬佩他是条汉子。这话带着一股庄稼人的直愣劲，但也透着一层无奈：他连对手是谁都摸不全。


有个细节值得琢磨。举报者扣的帽子是“劣迹艺人”，可这个词的定义权从来不在举报者手里。官方没有认定，主办方其实也清楚没有认定，但在“可能出事”和“一定省事”之间，大多数人选了后者。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别扭的局面：一个人没有被任何机构判定有问题，却因为一群人反复说他“有问题”，而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机会。


举报制度本来是给公众一个反映真实问题的通道，现在被改造成了精准打击的工具，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数量。


朱之文这次不打算再撤诉了。他手里的证据在固定，律师在走程序，态度很明确：不接受道歉。能不能告赢、告了之后对方收不收手，都是后面的事。


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凭本事吃饭的人，不该被一群连名字都不敢露的人用投诉键逼到墙角。他家的鸡确实养得挺大，地也确实还在种，可这不代表他就该回去种地。


信源：极目新闻：极目锐评丨“大衣哥”被黑粉举报到回家种地，恶意举报的歪风该刹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