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洪常青原型：遭贴身警卫员出卖，遗言使人泪下

8亿人口6亿人次观看，这是1961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创下的放映纪录。

银幕上那个乔装华侨巨商、指引吴琼花走上革命道路的党代表洪常青，最后被敌人烧死在榕树下——这个画面，成了几代人心里抹不掉的烙印。但很少有人知道，洪常青这个角色虽然是虚构的，他背后却站着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人叫王文宇，琼崖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1931年亲手为红色娘子军连授旗的那位首长。他的结局比电影更残酷——不是被敌人在战场上打死的，而是被自己最信任的贴身警卫员出卖后落入敌手。

被捕后，敌人许以高官厚禄，用竹签刺指、辣椒水灌喉、烧红铁板烙身，他一句软话没说。临刑前留下八个字："死而无憾。" 这个34岁就死在海口府城刑场上的年轻师长，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一个孤儿的逆天改命

1899年，王文宇出生在海南澄迈县良田村一户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

穷到什么程度？兄弟三个挤在一间破屋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惨的是，12岁那年父母接连去世，小小年纪直接沦为孤儿。

没有人管他、没有人养他，只能去投靠远房亲戚，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白天给地主家放牛干活，晚上缩在牛棚角落里睡觉。地主打骂是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就是一顿皮鞭。

搁现在看，这就是一个注定被命运碾碎的底层孩子。

但王文宇骨子里有一股子狠劲。16岁那年，他死活不干了——逃出地主家，投奔了驻守在定安县的地方农军。从此，这个瘦小的海南少年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别人当兵是混口饭吃，王文宇是真拼命。他作战勇敢，脑子也灵光，短短两年就从一个大头兵升到了排长，还被选送到乐会县嘉积农军的将校训练班学习。

1923年，桂军进犯广东，王文宇跟着部队过海打仗。这一仗过后，他的命运开始转弯——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东江守备队。1924年，部队调回广州，和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合并，改编成缉私卫商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徐成章。

这是王文宇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在徐成章、杨善集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这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放牛娃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1925年9月，26岁的王文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派到叶剑英在广州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习。

一个放牛的孤儿，从海南的牛棚到广州的军官学堂，用了10年。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逆天改命了。

1926年，王文宇回到海南，开始了他真正的战斗生涯。组织农民协会、发动武装暴动、组建红军队伍——他在琼崖这片热带丛林里一干就是7年。

1927年，琼崖全面武装暴动爆发。王文宇在澄迈县率部参加南田暴动，打响了当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他任西路红军第一营营长。可紧接着就碰上了硬茬——广东军阀陈铭枢派蔡廷锴师上岛"围剿"，红军反"围剿"失利，王文宇被迫带着部队钻进五指山区隐蔽。

在山里，他找到了后来成为琼崖革命核心人物的冯白驹。两个人一拍即合——必须重新组织武装力量，革命火种不能灭。此后的几年里，王文宇从营长干到独立团副团长，再到独立师副师长兼二团团长，一路浴血打出来的。

1930年，一场被称为"红五月大攻势"的战役让他一战成名。当时100多名红军被国民党一个团加一个加强营团团围住，王文宇带一个营杀到阵前，硬是用猛烈火力撕开缺口，帮助被困战友成功突围，然后连夜反手把敌军分段包围，激战三天三夜。这一仗打完，琼崖的敌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王文宇，令敌闻风丧胆的虎将。

到了1931年夏天，他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这是琼崖红军的最高军事主官。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代表师部为那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连授旗。银幕上洪常青做的事，现实中是王文宇做的。区别只在于，电影里洪常青是党代表，现实中王文宇是师长——级别更高，责任更重。

3000敌军围剿，警卫员的致命背叛

1932年7月，灭顶之灾来了。

广东军阀陈济棠调集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领3个团加1个特务营，外加空军一个分队，总兵力3000余人登陆海南，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3000正规军对付一支装备简陋的游击武装，这基本上是碾压式的打击。陈汉光的战术很直接——封锁山口，逐步压缩，把红军往母瑞山深处逼，断粮断水断弹药，困死你。

王文宇和政委冯国卿率领红一团主力拼死阻击。9月20日夜晚，他带着一营和师部警卫连突出重围，主动把敌军引离母瑞山，为留守的特委和苏维埃机关争取生存空间。

这一招管用，但代价极其惨烈。

红一团在突围过程中遭遇多次截击，几乎全军覆没。红三团同样弹尽粮绝。师政委冯国卿牺牲了，红三团团长王德春牺牲了，师参谋长郭天亭也牺牲了。剩下的红军一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一部分失散在莽莽大山中。独立师，就此名存实亡。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这支部队当时有多惨。没有粮食——热带丛林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被吃光了，最后连树皮和草根都啃不到了。没有药品——伤员的伤口只能用盐水洗一洗，很多人就是活活拖成重伤不治。没有弹药——步枪里只剩几发子弹，连打一场遭遇战的本钱都没有了。而外面，3000敌军的包围圈还在一层一层收紧。

王文宇带着仅存的十几个战士继续在山里转战，但处境已经绝望到了极点——跟上级的联系完全中断，不知道外面的战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甚至不知道特委和苏维埃的领导还活着没有。

10月，他和冯国卿趁着连日暴雨、万泉河水暴涨的间隙突破封锁，到乐会跟三团残部会合。但很快又被包围。

1932年12月21日，王文宇带着最后10多个战士退向白水磉山地。途中遭遇敌军伏击，他腿部中弹，但仍然坚持战斗。等冲出埋伏圈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一个人——警卫员王信。

就是这个王信，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

当天晚上，王文宇派王信回家去取食物。他自己躺在山里，腿上的枪伤还在流血，又饿又冷，渐渐昏厥过去。而王信回到家后，经不住家人的劝诱，选择了叛变——他向国民党军队自首，供出了王文宇的藏身位置和负伤情况。

等王文宇醒来的时候，面前已经站满了敌人的枪口。

从最信任的人手里接过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副镣铐。

一个红军师长的最后时刻

被捕后的王文宇，先被押到琼东，随后转送到海口府城的敌军监狱。

敌旅长陈汉光亲自审讯他。在审讯室里，陈汉光发现这位红军师长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把驳壳短枪、一枚黑铜质的师长证章和一个指北针。别说金条银元，连一件像样的换洗衣服都没有。

陈汉光讥笑他："你贵为红军师长，身上为何贫穷如此？"

王文宇毫无惧色，抬头回了一句："革命者出生入死，身且难保，安有余资？"

这句话从一个34岁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分量重得能砸碎一面墙。他说的是事实：从16岁逃出地主家到34岁被捕，18年的革命生涯，他没给自己留下过一分钱、一亩田、一间屋。他拥有过的最大"财产"，是一支枪和一个信仰。

陈汉光没能在他嘴里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

于是开始上酷刑。手指插竹签，嘴里灌辣椒水，烧红的铁板往身上烙——一轮又一轮，每一种都是能把人逼疯的折磨。

王文宇一声没吭。

写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说一句：一个人在顺境中坚持信仰不难，难的是在绝境中——你被最信任的人出卖了，你的战友都死了，你的部队散了，你的身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松口，这得是什么样的心性？

从1933年1月被捕到7月就义，整整半年时间，敌人软硬兼施，许以高官厚禄、威以酷刑折磨，这个海南人就是不松口。据民间资料记载，陈汉光曾反复派人去劝降，甚至开出了让他当国民党县长的条件。对于一个从小放牛的穷孩子来说，县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此衣食无忧，意味着回到那个欺负过他的澄迈县，成为"上面的人"。

但王文宇连看都没看那份委任状一眼。

1933年1月的一天，国民党军把他押上马背游街"示众"。王文宇骑在枣红马上，手上带着沉重的镣铐，胸前背后挂着"匪首王文宇"的牌子。他们指望这一招能瓦解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却没想到路边的老百姓看着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人，不是恐惧，是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