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地血库都缺血？为什么在血液供应链条日益完善的今天，"血库告急"的通告却一波接一波地出现？

答案并不只是一句"献血的人少了"那么简单，它牵扯到季节、结构、制度，也牵扯到那些让献血者寒心的细节。在杭州浙大二院急诊科的监护室里，摆着一部电话，专门用于与血站联络。

这部电话一旦被拿起，就意味着有需要救命的血液。有时血站会很快回复，说马上送到；但也有时血站会说，某种血型的库存已经不足。

每当此时，监护室的医生便会放下电话，走到守在门口的家属面前，告诉对方再等一等，一定会把血给病人用上。在人们日常的认知里，缺乏手术技术高超的医生、缺特效药、缺医疗设备，是较常见的医疗资源短缺情形。

但"缺血"如今也在变得越来越常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每年七月初各地高校陆续放暑假。

每到这个时段，浙江省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会与同事一起走进多家医院，一位化名"刘川"的工作人员会去找医务人员采血。学生集中离校时，血液供应就会出现季节性下降，此时只能让医生和护士自己顶上。

按照临床标准，患者血红蛋白低于70克每升，通常就应考虑输血。但据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扎实报道，某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表示，在血液紧张时期，他所在的医院已把申请输血的门槛降低到60以下，对患者而言风险明显增大。

而这家医院有限的血液，会优先保障手术患者和危重患者，多数需要输血的内科病人只能等待，看看手术结束后血库还有没有结余：有则能分到，没有便只能听天由命。血液不足时，一些手术也不得不延期。

手术存在大出血风险，例如肿瘤外科手术推迟几天通常无碍，但若拖上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病灶可能转移或进展。

某三甲医院一位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表示，遇到预计出血量大的手术，还要跟输血科反复沟通，甚至由医务处组织多学科讨论究竟要备多少血、库存够不够、术中大出血时怎么紧急调血。他坦言：如果等到术中再调血，可能将近一个小时才能送到，届时手术台上会非常被动。

前两年北京就出现过一例术中大出血、血库很快耗尽的情况，医院紧急从其他血库调血，最终输血总量超过一万毫升，仍未能挽回病人生命。医生不能让病人因失血死在手术台上，家属也无法接受因缺血而失去亲人。

缺血还带来另一层影响。对于容易出血的病人，医生手术时压力会明显增大，因此上级医生在血源紧张时不敢让年轻医生上高难度手术。

血荒到最后，甚至连年轻外科医生的成长机会都会跟着变少，形成对梯队培养的循环影响。2026年上半年，一个好消息是全国无偿献血量同比回升，但仍有10个省份下降，降幅最严重的是青海和上海。

官方对整体的定性是"紧平衡"，稍有波动即会失衡。

从地区分布看，"紧平衡"背后存在结构性错配问题。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一些地方并不缺血，但大城市普遍紧张，异地就医的患者不会把血源带到大城市，导致许多手术难以开展。

从供给端看，高校生是无偿献血的主力之一，多地数据显示大学生献血量占当地总献血量的20%以上，而全国高校大学生献血量正在快速下降，从2023年的230万降至2025年的106万，两年之内几乎减半。

化名"向海泉"的献血科普博主累计献血44次，过去两年他受各地血站邀请，走进几十所高校宣讲。

有一位西部高校研究生在受访时说，他并不排斥献血，本科时还上过献血车咨询，只因前一天吃了感冒药未通过评估。后来学校不再来献血车，他也就没有主动想起这件事。

再之后，他在社交平台上反复刷到"献血之后恢复慢、针头粗、很疼、献过血的人用血也得不到保障"等负面评价，虽知未必都可信，但看多了也会动摇。

化名"刘川"的血站专家表示，现在对血站杀伤力最大的就是网络上的负面舆情，很多内容半真半假、断章取义，普通人难以分辨。江西省血液中心主任范先生的判断是，很多人并非不愿献血，而是不了解献血。

他花了大量时间做宣讲，逐一解答顾虑：人体血细胞本身在不断更新，红细胞平均寿命约120天，血小板7到10天，即便不献，旧的也会被代谢掉；一次献400毫升血，对普通成年人约占总血量的10%，属安全范围。

此外，采集后的血液只能用于临床救治，不能作为一般商业买卖。在权益方面，以江西为例，献血者本人及父母、配偶、子女都有优先用血政策；

2025年起全省还落地了"三免"：免费坐公交、免费游公园、免交公立医院门诊挂号费。这类政策在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也已实施。

供给端还存在结构性问题——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用血的人越来越多，而献血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人口结构层面的天然难题，只能慢慢化解。

当血液不够时，还会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受访者注意到，互助献血环节中，有的家属会通过中介购买献血证；有的医院和血站要求家属参与互助献血，一旦"家属想办法"，家属就可能去找黄牛，一张献血证有时会被炒到两千多元。

全国血液安全会议上，有关部门特别提醒各地血站：绝不能出现"不献血就不做手术、不献血就不给治疗"的做法，因为这样等同于逼家属去找"血头"，"血头"是专门的黑产群体。江西血液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今年已60岁，仍坚持每年献血。

其二，两次献全血的间隔从原先的不少于6个月缩短为不少于90天，国际上普遍是8到12周。其三，每县至少要设一个固定献血屋。

其四，国家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每年应至少组织两次献血活动。社交媒体上对最后一条有一些争议，但在一二线城市，采血车、献血屋若无组织动员效率偏低，因为大家上班节奏加快，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很难有时间前往。

今年上半年浙江之所以成为献血量增长最多的省份，一方面是组织医生献血带有一定动员性；另一方面是权益保障大大加强——献血者本人免交血液成本费，配偶父母子女用血可免交或减交，非急救情况下有用血优先权。

之前部分医院对这些政策落实不到位，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献血者的积极性。浙江在信息化方面走在前列，献血者或亲属用血时在医院直接扫码提交申请，系统自动关联献血记录，权益即可保障。

另一项条款是伪造、买卖、转借献血证罚款500至5000元，情节严重的处5000至1万元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再往后，"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布局建设10个国家区域血液安全中心。

从上述这些内容里，可以看到血荒背后一条更深的脉络。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里大约流淌着4000到5000毫升的血液，这是一个恒定的、几乎不容商量的生理数字。

可要让这些血液从一个陌生人的血管流进另一个陌生人的血管，中间要跨越的距离，远远不止一根针管那么简单——它要跨越信任的沟壑，跨越制度的裂缝，跨越那些没人愿意公开谈论、却又实实在在盘踞在人心里的失望。

愿意迈出第一步的中国人从来不少；而如何提高固定献血者比例，才是长期课题。血荒之所以年年成为社会话题，本质上就是因为"响应"够用，"认同"不够。

网络上流传的许多献血者自述，几乎都指向同一种憋屈。有的熊猫血献血者反映个人信息在献血后被反复转手，陌生电话接踵而至；

有的十年间献过十多次血的中年男士突发心梗需要转院手术，却被告知外地献血证不认、过期的献血证不认，一本本积攒的献血证在关键时刻不如一张身份证。

跨省不认、过期不认、直系亲属之外不认、报销流程繁琐——献血时被反复告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用血时却发现规则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跟自己作对。血液制品当然有储存、运输、检测成本，但公众长期关注的是这些成本究竟是多少、构成是否透明。

如果账目清清楚楚，多数人都能接受；可这些年围绕血液的账本几乎从未被认真晒过。血荒真正的根源不在人心，而在制度。

汶川地震时血站门口的长队谁都记得，2020年前后最紧张的日子里也是这些普通人一次又一次挽起袖子，这个民族在关键时刻从不缺血性，缺的是让血性能够持续流动下去的通道。

要让血库真正充盈起来，靠的绝不是一次次"血库告急"的悲情营销，也绝不是"献血光荣"的口号轰炸。

真正需要做的，是把《献血法》修得更细、更实，把献血证的效力打通全国、简化流程，把血液制品的成本结构和去向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把献血者的个人信息用最严格的方式保护起来，把那些曾经欺骗过公众信任的机构和个人追责到底。

血是热的，人心也是热的；可一旦这两样东西之间隔上了一层冰冷的制度和不透明的账本，再热的血也焐不化那层冰。想让献血者重新走进血站，先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撸起来的那条胳膊，不会再被辜负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