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堡。明军扎营高冈之上，掘井二丈而不及水，人马饥渴已两日。次日瓦剌骑兵四面突入，营垒尽破，随征文武死者数十人，皇帝朱祁镇被也先部众掳去。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未有之辱。论罪之时，众口一词指向一个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可疑问也随之而来：一个宦官，凭什么调动数十万大军，又把皇帝带上这条死路？
王振，蔚州人。据明史·宦官传载，他略通文墨，入内书堂，后侍英宗于东宫，为局郎。英宗即位时年方九岁，主少国疑。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倚“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政务。据载，张氏在世时常召王振入见严词责之，甚至欲诛之，赖英宗与诸臣跪请乃免，王振敛手数年不敢肆。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此后三杨或老或卒，中枢渐空，王振进司礼监掌批红与传旨之权。司礼监居内官二十四衙门之首，章奏多经其手，外廷行事乃不得不仰其鼻息。
据载，洪武时太祖铸铁碑立于宫门，上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王振命人毁而去之。铁碑既去，禁忌遂破。

图：明代司礼监值房之内，文书与印玺陈列，太监伏案（来源：自制）
据载，翰林侍讲刘球应诏上疏言事，语涉边务，触王振之怒，逮下狱而死。王振又借事斥逐言官，台谏为之侧目，朝士见其车马辄避道而行。
也有人替他辩：王振不过代皇帝传命，若无英宗信任，一纸内臣何能号令天下兵马？这话只对一半。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分道入寇，边报日至，大同告急，京师震动。
王振力劝英宗亲征。据载，英宗命郕王居守，亲率京军边兵出居庸关，号称数十万，仓促成行。出师太速，粮草未备、器械未修，兵部与五府皆不及从容部署，这一层疏漏先埋下了祸根。
大军出居庸，过怀来、宣府，抵大同。前军接战失利，败报沓至，人人思归，王振始议班师。据载，王振初欲邀帝幸其蔚州故里以夸乡里；既发，又恐车驾所过踏损禾稼，中途复令改道宣府。
一改再改，队伍往返折冲，士卒疲敝，行伍散乱。用兵最忌主帅犹豫，而三军不知所从。八月十四日，明军至土木堡。此地距怀来仅二十里，众议入城据守，王振以辎重未至而不许。

图：土木堡旷野之上，营垒与车阵纵横，暮色四合（来源：自制）
土木堡据高而无水，掘井不得。也先遣骑断其水道，又佯称议和，明军移营就水，行列遂乱。瓦剌铁骑乘势冲之，明军崩溃，骡马尽失。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从征大臣死者数十。
据载，护卫将军樊忠以所持锤击杀王振，骂曰“吾为天下诛此贼”。此说见于后世史籍，姑存其异。那么这一败的责任，究竟该如何分摊？若只把账目记在王振一人名下，反倒看不清真相。
第一层在英宗。亲征出自皇帝独断，大军出京必经御批，王振再有权，也不能矫诏发兵。第二层在王振。他怂恿亲征、仓促定策、行军路上反复改道，又拒不听入怀来城据守之议。
第三层在边将与军制。正统以来卫所军户逃亡日多，军屯败坏，兵器窳劣，边镇久无战备。第四层在朝臣。出师之前，兵部尚书邝埜等屡疏谏止，言不见用，终无一人能挽回车驾。
谏而不听，是言路已塞；塞而莫挽，是体制已僵。土木堡之败，是这四层叠加的结果，并非一人之罪。

图：京师午门前，群臣跪伏上疏，宫墙高深（来源：自制）
英宗被俘后，也先挟之叩关。于谦主战，拥立郕王为景帝，整军固守，遂有北京保卫战之捷。次年英宗被放归，居南宫。景泰八年夺门之变起，英宗复辟，废景帝，改元天顺。
据载，英宗复辟后仍念王振，为其立祠于智化寺，赐额“旌忠”，又刻木为首招魂以葬。一个宦官死在乱军，八年后却在京城享祠，这本身便是正统朝政的一则注脚。
自王振以后，明代宦官预政遂成常例。宪宗时有汪直，武宗时有刘瑾，熹宗时有魏忠贤，皆循此途而起。司礼监之权日重，内阁之柄日轻，中枢的失衡由此定型。
土木堡之后，明朝的边防由攻转守，卫所益坏，募兵渐兴，国势亦由进取一变而为持重。回望土木堡，真问题不是王振该负几成责，而是这套制度为何容得下一个王振。
亲征、改道、驻跸、被俘，每一步都有人看见危险，却没有一个人能让车驾停下。权力一旦无人制衡，聪明人也会做出糊涂的决定。
留言说说：你觉得土木堡这一败，王振该担几成，英宗又该担几成？若你处在当时的朝堂之上，会用什么办法拦住那辆车驾？下一期我们接着聊明代宦官的另一副面孔。
参考文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