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主席来到抗大，他自己搬了一个小板凳，悄悄坐在众人后面听课，只见毛主席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非常认真地听课，又像是在随着讲课人的话语在凝神思考，他们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他们在运筹帷幄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大这所学校，放在延安那片黄土里看，并不阔气，窑洞、土坡、操场。毛主席把它看得重。原因不玄乎，仗越打越大，队伍越拉越开，单靠一腔热血顶不了多久，能不能成批地把干部带出来，这才是要命的事。前线在拼枪炮，后方也在拼人，拼脑子，拼一支队伍能不能站稳。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要办一所高一些、大一些的红军学校。他把话说得很重，说没有大批干部不行，现在不解决，将来就会误大事。会后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六月一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米粮山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出席并讲话。他说得很直，这所学校不是摆样子的，是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准备。干部得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出了校门，得能独当一面。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这个名字定下来了。学校扩了，教育委员会也成立了，毛主席亲自担任主席。后来他自己回忆，那几年课讲得不少，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哲学、历史、抗战形势、战略策略都讲，连作风养成、生产自救、婚恋问题这些事也讲。他抓抗大，不是只想教出一批会端枪的人，他是想把人整个拧过来，脑子、眼界、心气，都得跟上。

抗大早期学员里，很多是工农出身的班排干部和红军老战士，能吃苦，能打仗，文化底子却薄得很，有的连字都认不全。有人也许觉得，这时候先顾打仗，识字写字慢慢来。毛主席没这么想。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给林彪写信，专门谈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这些能力，在他看来，是整个教育计划里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部分。别的课学得再热闹，不会看书，不会作文，出校后的后劲还是有限。信里还提了办法，文化课应当增加到全部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检查时也得把文化成绩当成重要标准。

这封信不是写完就完。抗大第三科的教学计划很快改了，第二科也增加了文化课。几个月下来，第一期学员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这个细节瞧着不惊天动地，分量却不轻。革命队伍若只有冲锋陷阵的人，没有能读文件、写报告、懂政策的人，摊子一大，脚下就发飘。毛主席把这一步抓得很紧。
他不光盯学生，也盯教员。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少教员也想往前线跑。一九三七年八月，毛主席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员题词，只有七个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他还跟教员们谈心。前线重要，讲台也重要，能把干部教出来，本身就是在打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抗大第二期学员随即结束学习，奔赴各条战线。毛主席亲自送行，还在毕业证书上写下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抗大的学生不是来混资历的，国家要人，就得提起包袱往前走。
到了一九三八年，抗大更热闹了。四月十六日，第四期正式开学。这一期吸收的，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华侨青年，连一些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子弟都来了。第四期共招收学员五千五百六十二人，教职员工一千三百八十六人。五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给第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学是为了上战场。

这一期学员在同年八月和十二月分批离校。十二月一日，毛主席出席第四期第三、第四大队毕业典礼，作《愚公移山》的演讲，又写下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另一幅题词更简洁，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意思都没变，抗大不是终点。

抗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常是课堂和队列。往深处看，它更像一个熔炉，把四面八方来的人慢慢炼到一处去。一九三九年四月，毛主席讲抗大的作风，说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给《生产导报》的题词也是这个意思，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延安条件苦，校舍要自己建，日子过得紧巴巴。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还专门写过题词，夸大家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说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抗大的硬气，不是喊出来的，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晚，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毛主席在延安大礼堂送别，只送三句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团结。听着像提纲，落到当时的局面里，却句句都带着硝烟味。会不会交朋友，会不会打，会不会把自己人拧成一股绳，这几样要是抓不住，路就走不远。说到底，毛主席在抗大费这么大心思，图的不是学校的名头，他心里清楚，抗战拼到后来，拼的还是人。谁能把人带出来，谁就攥住了往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