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刚在宿舍床上翻了个身，手机就疯狂地震动起来，屏幕显示是姐姐刘梅打来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姐姐很少这么早打电话，接起来她只说了一句“小磊，爸没了”，然后就是压不住的哭声。我愣了几分钟，脑子里全是空白。父亲刘欢，我们这个县城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代歌王，就这么走了。挂掉电话我请了假，坐当天最慢的那趟绿皮火车往家赶，十几个小时里，我把过去三十年的事像翻旧相册一样，一张一张从头翻到尾，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们家在鲁西南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父亲年轻时在县文工团当独唱演员，那会儿他不叫刘欢，叫刘文庆，后来因为唱得实在好，人又长得精神，大家就开始喊他“刘欢”，说他是咱县里的歌王。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几家人有录音机，逢年过节县里办文艺汇演，父亲往台上一站，灯光打在他白衬衫上，他一开口，台下几百号人立马安静。他的声音洪亮，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能唱得老太太抹眼泪，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能把姑娘们唱红了脸。我妈李秀兰，就是那时候被他的歌给“勾”走的。我妈家里本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觉得唱戏唱歌不是正经职业，可我妈铁了心，非他不嫁。头几年日子过得确实甜蜜，父亲在文工团拿死工资，虽然不多，但隔三差五有人请他去外面走穴，一场十块二十块，回来给妈买块的确良布料，妈就高兴得直哼歌。
可日子长了，问题就出来了。父亲太爱唱歌了，爱到可以为了唱歌什么都不顾。哪个村有红白喜事请他去唱，他半夜骑自行车走三十里土路也去；哪个单位搞联欢，他请假也要去亮一嗓子。文工团改革后效益不好，很多演员转行做买卖，他死活不走，说这辈子就靠嗓子活。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姐姐，又种地又打零工，钱总是不够花。为这事他们不知吵过多少回，每次都是我爸抱着吉他弹一首《牵手》，唱“因为爱着你的爱”，唱完我妈就心软了，可下次他又再犯。
我八岁那年，我妈终于忍不了了。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妈在收拾衣服，把我和姐姐的几件旧夹袄塞进蛇皮袋。父亲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抽烟，烟灰落在他那双磨破的皮鞋上。他问：“非走不可？”我妈没抬头，说：“你唱歌能唱出柴米油盐，你就跟你的歌过吧。”然后她带着我和姐姐走去了外婆家。我回头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风吹过来，他一个人唱起了《再见了大别山》，唱到高音的时候嗓子劈了，他的声音被风撕成碎片，那个画面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离婚后，我和姐姐跟着母亲，父亲偶尔来看我们。他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候是一兜苹果，有时候是两本小人书，但最喜欢的是带一盒磁带。他省下饭钱买了个双卡录音机，放到我们家，说让妈给我们放他的歌听。其实他知道妈烦他，他就是借这个由头来看我们。我记得有一回他骑着那辆大金鹿自行车，我坐在车大梁上，他一边蹬一边唱《童年》，逗得我咯咯笑。到了外婆家门口，他把我放下，摸摸我的头，说：“小磊，长大以后别学爸，要好好对家。”然后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站住，背对着我喊：“我刘欢一辈子没啥本事，就剩这把嗓子了，可我能给你们的，也就这几句歌。”当时我不明白，只觉得委屈，后来才懂他那句话里的沉重。
父亲的日子越过越差。文工团彻底黄了，他没了正式工作，只能靠红白喜事撑场。谁家老人过寿，他提着音响去唱《祝寿歌》；谁家办白事，他唱几段乡村小调，主家给个二十块钱管一顿饭。有人背后说他落魄，他也不争辩，只是唱的时候越发卖力。有时候喝多了，他会坐在桥头的大青石上，对着河水唱《滚滚长江东逝水》，唱得苍凉悲壮，路过的人都说这疯子唱得真好。可再好，也换不来钱，换不来一个完整的家。
我读初中那年，父亲得了股骨头坏死，说是年轻时候骑车摔过，没好好治。他的腿越来越瘸，不能再骑自行车，走远路得拄根竹竿。可就是这样，他还接活。有一次我放学经过镇上的大集，远远看见他站在一棵槐树下，旁边放着个小音箱，手里握着话筒，正对着赶集的人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那件白衬衫领口都发黄了，但还是把歌唱得千回百转。我躲在人群后面，看见有人往他破铁盒里丢硬币，他每唱完一首就弯腰鞠躬，嘴里喊着“谢谢，谢谢老板”。我那时候觉得丢人，没敢上去叫他，转身跑了。跑到没人的地方，我蹲在田埂上哭了半天。我恨他，恨他不争气，把自己活得像个乞丐，又心疼他，毕竟他是我爸。
后来我读完技校，就到南方一个电子厂打工。流水线上机械地拧螺丝，一天站十二个小时，累得像死狗。我很少联系父亲，春节也不回去，就寄点钱给我妈。姐姐嫁到了隔壁省，家里就剩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听邻居说他经常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看那些歌唱比赛节目，边看边骂现在的小年轻唱得不对，然后又自己哼两句。他还养了一只黄狗，取名“小调”，每天带着小调在河边遛弯，小调在前面跑，他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追，追不上就喊：“你慢点，给我唱个《小调》。”那狗当然不会唱，他就自己唱。
大概过了五六年，姐姐突然打电话说父亲病了，很重，可能是肺上出了毛病，咯血，在县医院住着。我本来还想拖着，可姐姐在电话里哭得不行：“小磊，你回来看看吧，爸天天念叨你，床头摆着你小时候的照片，那照片都磨得看不清了。”我心里一酸，就请了假回去了。
到了医院，推开病房门，我差点没认出来。父亲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头发全白了。只有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看见我的时候，突然有了光。他想撑起身子，被姐姐按住了，他张嘴说话，声音哑得厉害：“小磊……回来了。”我走过去，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坐在床边。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手上全是骨头，凉凉的。他说：“我梦见你小时候在院子里唱《小燕子》，唱跑调了，我把着你手改……”他说着说着就咳嗽，咳得脸通红。我给他端水，他喝了口，说：“小磊，爸这辈子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你们俩。可爸真的没别的念想，就想唱歌给大家听。你说，我这算不算个男人？”我没回答，因为我嗓子紧得说不出话。
那几天我陪在医院，父亲精神好的时候会跟我聊以前的事。他说当年在县文工团，有一次去省城比赛，上台前紧张得腿抖，深呼吸了一大口，结果把假带子唱断了一截，硬是用清唱把整个歌接住了，评委给了高分。他说这些的时候眼里有光，但很快又暗下来，他说：“可是唱得再好，有什么用呢？我连自己的家都没照顾好。”我听着心里像扎了根刺。
出院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腿几乎不能动，只能坐轮椅。姐姐回去了，我留下来照顾他。老屋里堆满了东西，最醒目的是墙角摞着一箱磁带，全是他的翻唱，还有一些手写歌词本。我趁着给他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来，发现那些歌词本写满了各种标注，哪句该气沉丹田，哪句该渐强，哪句该用共鸣，密密麻麻，像小学生的作业本。还有几本日记，我本来不想看，可有一本掉在地上翻开了，里面的字歪歪扭扭，毕竟他手受过伤。他写道：“今天路过小磊学校，看见他在操场跑步，我躲在围墙外看了半天，没敢进去。我怕他同学知道他爸是唱丧歌的，看不起他。回来写了一首《围墙上的人》，唱给自己听。”我翻到下一页，他又写：“秀兰再婚了，我心里挺高兴的，她总算能过上好日子。我把我们以前那盘《牵手》的磁带送她了，希望她偶尔听听。”我又往后翻，看到他写：“文工团老韩说帮我在县文化馆找个活，去了人家嫌我年纪大还瘸，不要。我站在文化馆门口唱了一首《从头再来》，唱着唱着就哭了。路人都看我，我赶紧擦擦眼泪，说沙子进眼睛了。”
那些日记我看得心里发酸，我从来不知道父亲这些年是这样过的。他表面嘻嘻哈哈，好像只要有歌唱就什么都无所谓，其实他把所有苦都咽进肚子里了。他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唱歌，可就是这件事，把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孤独落魄的老人。
那天傍晚，我推着父亲到河边散步，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他坐在轮椅上沉默了很半天，忽然叫我：“小磊，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最亏欠的人是你妈。她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买过。我出名那会儿，她总说想听我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总说等哪天正式演出的时候唱给她听，可一直没等到。后来离婚了，我就在每年她生日那天，偷偷跑到她窗外，唱那首歌。我不敢让她看见我，就站在梧桐树后头，唱完了就走。”他说着，眼眶红了，“秀兰这辈子不知道，可我知道，唱了二十三回。”我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原来他心里一直有我妈，只是他用了一种最笨最隐忍的方式。
父亲还说，他晚年最骄傲的事，不是当年在台上领奖，而是有一回在街头卖唱的时候，碰到一个从北京来的音乐老师，那人听了他的歌，说他的发声很专业，问他愿不愿意去北京录点东西。父亲拒绝了，那人问他为什么，他指了指自己瘸的腿，又指指天上的鸟，说：“鸟飞远了，家就没了。我这辈子就守着这地方，这地方的人爱听我的歌。”他把这种守候当成了命。
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突然精神起来，让我从他的樟木箱子里拿出一把旧吉他。那吉他弦都断了，琴身也裂了缝，他却像捧着宝贝一样。他说：“小磊，爸再给你唱首歌吧，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他调了半天音，试了两下，嗓子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但他还是拨着琴弦，唱起了《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他唱得五音不全，气也接不上，断断续续的，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心里挖出来的。我坐在他脚边，听他把歌唱完，没有笑他跑调。他唱完就没力气了，靠在椅背上大口喘气。他拉着我的手说：“小磊，爸走了以后，你把这些磁带都烧了吧。我这辈子唱的歌都在这了，带不走，也没人愿意留。”我说：“不烧，我留着。”他摇摇头：“你留着又能怎样呢？你还是好好过日子，别学爸。”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回光返照。后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屋里传出极轻极轻的哼唱，是《牵手》的旋律。我贴在门边听，听到他哼“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哼到后面变成了抽泣。我走进屋，他慌忙擦眼睛，说自己是高兴，他梦见我妈年轻的时候穿着碎花裙子在槐树下听他唱歌，一直笑。他说：“小磊，我能去见你妈吗？我就远远看她一眼。”我说：“爸，您别乱想了，好好睡觉。”他说：“好，我睡，我睡了就又能看见她了。”
三天后，父亲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静，嘴角甚至带着一点笑，床头放着那本旧歌词本，翻开着，是我妈的名字。殡仪馆的人来拉遗体，我抱着他的吉他站在院里，看着他的黄狗蹲在门口，呜咽着不肯走。我给姐姐打电话，她哭着说：“爸这辈子最爱唱歌，让他带着歌走吧。”我想了想，打开手机放了一首他以前录的《再见了大别山》，音频里传出年轻而洪亮的声音，那一刻我觉得他没有走，他只是站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处理完后事，整理遗物时，我发现他枕头下压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小磊亲启”。信封旧得像放了很久。我拆开，里面是一张存折，上面有七千六百块钱，还有一封信。信写得很简短：“小磊，这是爸这些年攒的卖唱钱，不多，留给你将来办事用。爸知道你不爱听我唱歌，可爸还是偷偷给你写了一首歌，词曲都在里面，你要是有空，就唱给爸听一小段。你要是没空，就算了。爸这辈子最对不起你们娘仨，可爸真的爱你们。”信纸最后是一个简谱，标题是《欠你的时光》，歌词写的是：“月光翻过旧院墙，槐树下你把歌儿哼成霜。我欠你一场春天的花，欠你一个完完整整的爸爸。如今我站在河对岸，只能把欠你的时光，轻轻唱……”
我抱着信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那七千六百块钱，原来是他从那些一元五元的硬币里攒出来的。他舍不得买新鞋，舍不得修吉他，却把所有的“后来”都留给了我。
后来我把那首歌带到他的坟前，对着墓碑，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唱：“月光翻过旧院墙……”我五音不全，唱得很难听，可我觉得他听见了，因为风忽然停下来，坟头的草叶微微颤动，好像他还在打着拍子。
这就是我父亲刘欢，一代歌王，一个在县城和乡村之间游荡的歌手，他晚年过得并不风光，没有舞台，没有鲜花，只有一条黄狗，一根竹竿，和一个离了婚的妻子留在他心里的影子。可他从来没抱怨过，他只是唱，把欢喜唱给流水，把悲伤唱给月亮，把爱唱进永远也送不出去的风里。
现在我偶尔还会翻开那些磁带，虽然机子早就不转了，但我看着那些褪色的歌名，就能想起他站在槐树下，持着话筒，腰板挺得笔直，眼睛望着远方，声音嘹亮得能穿过整个黄昏。我才明白，有的人虽然离开了，但他用一辈子唱的那首歌，会一直活在听歌人的心里。戏台塌了，歌王老了，可那些曲调，还是会在每个起风的傍晚，从老屋顶的烟囱里飘出来，飘到我梦里，轻轻对我说：“小磊，爸再给你唱一遍《童年》吧，这一次，不走音。”
那一瞬间，我终于不再唏嘘了。因为我知道，他这一生虽然苦，却从未唱错过一个音符。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爱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