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6年9月22日，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马克龙讲到人工智能时，又把美国和中国放到了同一张力量表里。
时代从核武、工业、阵营对抗走到了算力、模型、芯片，法国那张战略地图居然出现了惊人的重合。戴高乐当年到底看见了什么，马克龙今天又在算哪笔账，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味道很不一样。
先说我个人的一个判断：马克龙这番操作，表面上看是在替“中等强国”出头，实际上是在给法国争一张未来科技秩序的入场券。
他不一定是真心要跟中国搞对抗，但他很清楚，如果不把中国抬到跟美国同一个级别，法国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这个逻辑，跟六十多年前戴高乐的做法，本质上是一回事。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在部长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就在那里。假装它不存在是盲目的，尤其是当它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时。”
几天后的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布建交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当时冷战正酣，美国还在全力围堵中国，戴高乐这么做，等于是当着整个西方阵营的面扇了华盛顿一巴掌。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分析说得很明白：戴高乐想开启一条“第三条道路”，恢复一个有别于华盛顿的外交空间，而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被永远忽视。
这是典型的戴高乐主义：法国不做任何人的附庸，谁能帮我制衡美国，我就跟谁打交道。
到了2026年，马克龙在联大讲台上的逻辑其实一模一样。他说得很直白：“我们绝不能接受围绕人工智能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局面，即一些人试图让我们相信，只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或者少数几个经济参与者，才能决定一切。”
他呼吁所有“致力于维护自身独立”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开发一个可以共享的开源先进模型，绝不能让AI的未来只由中美两家说了算。
四个月前他在韩国延世大学演讲时说得更露骨：“我们不想依赖中国的主导地位，也不愿过度暴露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下。”
你仔细品这两段话，跟戴高乐当年那句“假装中国不存在是盲目之举”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戴高乐时代，法国要对付的主要是美国一家说了算；而到了马克龙这里，要面对的是中美两家同时掌握技术主导权。
挑战变了，但法国的应对方式没变——还是拉一帮人搞第三条路。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马克龙跟戴高乐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戴高乐当年承认中国，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主动选择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他手里有核武器、有独立的外交传统、有刚刚从殖民体系中挣脱出来的政治资本，他是有牌可打的。
马克龙呢？他喊“第三条道路”喊了好几年了，从2023年访华时提出欧盟不应做美国“附庸”，到2026年4月访问日韩兜售“独立联盟”的概念，再到联大演讲，嘴上的功夫一直没停，但真正落地的成果很少。
法国国内的结构性约束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持久重要性，一直在限制他这套方案的实质性影响。
说到这里，我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马克龙个人的政治技巧上，而在于欧洲整体的处境已经变了。
六十年前戴高乐面临的是一道选择题：跟美国走还是走自己的路。而今天欧洲面临的是一道更残酷的生存题：在中美两个技术体系之间，你到底能不能活出第三种样子来？
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紧迫，恰恰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在科技领域的进展实在太快了。德国《南德意志报》旗下播客节目《中国与我们》的两位常驻北京记者莉娅·萨海和格雷戈尔·朔伊，在节目里梳理了这种变化的全过程。
他们说得很直接：十年前“中国制造”在西方舆论中还常常和廉价、山寨、代工绑在一起，而今天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模型、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等多个前沿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DeepSeek大模型的横空出世，以极低的研发成本实现了媲美美国顶级AI的能力，被欧洲科技界视为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更让欧洲人坐不住的是，中国的技术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早在2015年，德国汽车产业还躺在燃油车的舒适区里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押注新能源和智能化了。
今天比亚迪和宁德时代成了全球新能源的领头羊，中国光伏组件拿下了全球80%到90%的市场份额。2016年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就曾提醒过欧洲政商两界要趁早认清中国产业升级路线图的竞争性，但没人在意。十年后预测变成现实，欧洲人追悔莫及。
这里就引出一个我个人特别想聊的问题：欧洲为什么抄不了中国的作业？《南德意志报》的记者给出了几个原因——中国具备制定并执行30年甚至50年超长战略规划的能力，而欧洲政客的思维周期被4年一届的选举循环锁死。
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等机制积聚了海量资金，持续投入芯片、AI、新能源等前沿产业，这种数以千亿计的战略性投资，对财政紧缩的欧洲国家来说完全无法负担。
中国社会内部有一种对技术变革的热情和进步主义共识，而在保守主义情绪弥漫的欧洲，“政府干预自由选择”的讨论一提出来就陷入僵局。
但我觉得这些分析虽然都对，却漏掉了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欧洲真正的问题不是钱不够、也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它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始终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你想搞“战略自主”，但你的云服务依赖美国，你的先进芯片依赖台湾地区制造，你的基础模型又绕不开中美两家——这种处境下谈“第三条道路”，说起来好听，做起来几乎无从下手。
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分析就指出，欧洲的处境在结构上是最薄弱的，推动“数字主权”的努力尚未形成足以显著降低依赖的基础设施。
再回到马克龙联大演讲这件事上。他呼吁各国联合开发独立于中美的开源AI模型，听起来很有魄力。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在他演讲的几个小时前，特朗普在同一场合说“美国完全拒绝任何建构全球主义方案以控制AI的企图”，还宣布要把AI改叫“超级智能”。
两个人一个要搞多边合作，一个要搞单边放任，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欧洲想拉人组队，但你想拉的那些队友里，最大的那个根本不跟你玩。
我个人的判断是，马克龙喊“第三条道路”，与其说是一个可行的战略方案，不如说是一种话语策略。他需要用“中美并列”这个框架来提醒美国：你不带我玩，我就去找别人。
也要提醒中国：你不是唯一的选项。这跟戴高乐当年承认中国来制衡美国的逻辑内核是一样的，只是手里的筹码少了很多。
戴高乐有核弹、有独立防务、有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抽身腾出来的战略空间，马克龙手里有什么？法国是欧盟唯一的核武国家，但欧洲整体防务还离不开北约；法国的AI产业有基础，但规模远远比不上中美。
说白了，戴高乐是在下棋，马克龙是在打牌——牌不够好的时候，就得靠嘴皮子功夫虚张声势。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马克龙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不成为附庸”这个概念。这个叙事在欧洲是有市场的，因为欧洲确实有一种被夹在中美之间、两头不靠的焦虑感。
但问题是，这种焦虑并不能自动转化成行动力。2026年6月的第十二届欧洲论坛上，中法两国的企业界和学术界坐在一起讨论AI合作，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在标准制定、企业场景、人才培养、健康领域这些具体层面的对接。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产业层面，中法之间的合作空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没有被马克龙嘴上的“第三条道路”堵死。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局面：政客在台上喊自主，企业在台下找合作。
我个人的看法是，马克龙其实很清楚这一点。他在联大讲台上把中美并列，与其说是在“算中国的账”，不如说是在算法国自己的账。他需要中国这个参照物来凸显欧洲的存在感，需要把中国拉进同一个框架里来证明法国还有得选。
戴高乐当年承认中国，让法国在西方阵营里独树一帜，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马克龙今天想做类似的事，但时代已经不允许了。1964年的中国是一个被孤立但体量巨大的国家，承认它等于在冷战的铁幕上开了一个口子。
而2026年的中国是一个在多个科技领域已经跻身第一梯队的国家，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就在那里。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戴高乐那句“假装中国不存在是盲目之举”，放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本质上依然成立。只是“假装不存在”这件事，早就没有人敢做了。现在的问题是，承认它存在之后，你打算怎么办。马克龙给出的答案是“拉一帮人自己搞”。
这个答案对不对，可能还需要时间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欧洲继续在“既不想依赖美国、又对中国技术高度戒备”之间摇摆，最终只会陷入一种“多重设防、能力不足”的困局。喊口号不需要花钱，但搞AI大模型需要。
这才是马克龙联大演讲背后真正的难题——话说得再漂亮，账本上的数字不会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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