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四年（1939年）
二月二日 我海军伊号第六十三潜水艇在丰后水道遇难沉没，八十一名水兵殉难。
二月十一日 东京市内举行由陆军及民间有志者参加的奉祝爱马大游行¹。
三月一日 位于大阪府枚方町的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大火延烧至民宅，致六百余户家屋焚毁，十数人死亡，轻重伤者数以百计。
1 指边唱军歌《爱马进行曲》边游行。
四月十九日 举行关门海底隧道贯通仪式。
四月二十六日 本州至九州间的早濑隧道贯通。
五月一日 秋田县男鹿半岛地方发生强烈地震，千户家屋倒塌，死伤逾八十名。
五月九日 东京板桥区志村町大日本赛璐珞工厂爆炸，致二百数十人死伤。
十月十二日 电车从断崖上坠入日光里见泷下游河中，致死伤逾七十人。
十一月十日 岩手县松尾村松尾硫黄矿山爆炸，造成一百数十人死伤。
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本邮政船照国丸于英国东海岸触雷沉没。
十二月十三日 苏联货轮英迪吉尔卡号（Indigirka）于北海道宗谷海峡附近海马岛触礁遭难被发现，汽船桦太丸等前往救助，四十余人获救。
内山完造五十四岁。今年的大事是诺门坎事件。也不知起因于哪一方，反正日苏军队在诺门坎发生冲突，传出日军两个师全军覆没没的消息，真是越听越恐怖。据说日本的战术、战法等全然不起任何作用。苏联一方的炮弹虽然像雨点般地倾泻，却悉数落在我部队的后方，日军刚好趁机一个劲儿地朝前推进。而随着部队的前进，炮弹如影随形似的必落于人后。又推进了一截，前方突然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喷火的家伙。想要后撤，可苏联兵却从我军的后方朝我军齐射，已经无路可退。而继续前进的话，则遭遇火炮的攻击。跳进战壕里，但见敌人的坦克像山一样压过来……就这样，据说我军全军覆没。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还不大清楚，但火炮和大型坦克均为头一次见识的新式武器，好像叫曲射炮什么的，我方战术则完全落了空。吃了大败的证据，就是停战协定的谈判系出于我方的请求。
中日战争时，在蒙苏战中，好几次有报道说日军击落敌机数十架次，甚至多达一百数十架次——难道中国真的有那么多飞机吗？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听说，从上空俯瞰，飞机场上有很多看上去像真飞机似的画，于是日军就对准这些目标一通轰炸，报道大抵是相当夸张的。
年表中写道：三月一日，大阪府枚方町的陆军仓库发生爆炸云云。在年表中这样写可不像话。那次既然是弹药库的爆炸，便须清清楚楚地写明，否则会误导后人。
如果说作为“满洲问题”的起因——柳条沟铁路爆破系日本人一手所为的话，一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那种妄图以阴谋来博取成功的用心已然颠倒了出发点，实际上是以为开始的谎言能挺到最后。虽然政治属于“性本恶”之物，但通过人的力量可使其善化，这正是文化的道路。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易世革命也属于“恶”的政治，但唯其把“恶”逐渐转化为“善”，才称得上是易世革命。日本人毕竟尚年幼，就民族而言，年轻而缺乏经验，因此，爱玩点子小把戏蒙混过关，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破。事实胜于雄辩，“李顿报告”中也写得清清楚楚。可虽说如此，日本却还在强词夺理。不讲道理者终会失败，这难道不也是日本教育的根基吗？法庭上的谎言难道不是明摆着的犯罪吗？而居然想要实现建基于如此谎言基础之上的野心，若真的存在八百万神灵¹的话，日本一定会遭天谴——而日本的野心果然以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在上海终于被卷入战祸的八月十三日，我召集中国人和日本人店员，对他们说：“又要打仗了。明天的报纸不知会怎样撒谎，请大家读报时多加留意。”那时，我从大家的脸上读出一种“老爷子又在说莫名其妙的事情”的表情。尽管我确是认真的，大家却没从正面理解我的话。时光流逝，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总算明白了此前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谎言的事实，而恐怕已无人记得我所说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日本充斥着谎言。中国人爱说“好日子办”²，并曝光真相。但日本似乎没人把这当成坏事或混账事，大家都心平气和。就是说，习惯了谎言，从来不记得撒谎是一宗罪恶。现在的日本，因战争灾难的缘故，众多家庭丧失了家私家产，无论什么事，都在敷衍将就，假装若无其事。从一到十，无不是权宜之计，得过且过。一句话，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是“将就的生活”。而人一旦习惯了这种“将就的生活”，那么连人是不是也会变成“将就之人”呢？着实令人担忧。每当我见到只是由于习惯了谎言，便不复把谎言当成罪恶的日本人的时候，忧虑便更深了一层。
今天还有位夫人过来聊天，她说某人“真的很有意思”倒还好，可说那人跟谁都能说上话，“实在是颇得要领”，便有些不对劲了。
1 按日本神道教的说法，山、川、石、木、风、雨、雷、火等世间万物，无不具有神格，是对现世的人间赐予恩惠的众神。
2 此处原文如此，意味不明。
听上去像是夸赞，但似乎又包含其他的意思。我觉得，今天的日本人病就病在这个“颇得要领”上。作为当下的一种处世术，没有什么比这个“颇得要领”更令人厌恶的了。因为这话里没有真实——我所讨厌的理由正在于此：没一点真的，一种在各种场合专门迎合他人、阿世逢迎的活法。“将就”和“要领”似乎有某种共通之处，可两者都令人讨厌。我常常对自己说，人还是不要过于乖巧的好，还是不要成为“将就”的人吧。
确是这一年的事情。我从长崎登陆，坐上了开往东京的急行列车。在三田尻一带，老毛病嵌顿疝复发，无论如何都好不了，简直苦不堪言。我甚至打算，如果到广岛还不好的话，我便下车。这样想着，大概也是折腾得太累了，竟然昏然睡去。一觉醒来，已经到了糸崎。幸运的是，在睡着了的时候，疝气竟然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一到东京，便赶紧赶赴处理东京堂的要务。尽管东京堂对上海内山书店抱有偌大的期待，可后者却全无发展。在其他书店纷纷在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店，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内山书店却在原地踏步。这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呢？东京堂那边说要听一听我的想法。于是，我谈了自己的信念：“因为从这场战争的前途中看不到半点光明，所以不能谋求发展。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守势，力求保住上海的客户。”而作为东京堂来说，只依赖内山书店的话是不够的，故此流露出相当的焦虑。虽说如此，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暂且彼此相互关照，事就算办完了。原本就打算到小原（荣次郎）君熟悉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我的病，诊察了一番后，大夫说这个疝气要尽早做手术，于是又给我介绍了位于日本桥茅场町的吉川医院。院长是吉川春次郎博士，在疝气、盲肠炎领域被称为日本“第一把刀”。医生说“午后三点手术，在此之前请休息一下”，我便在休息室躺了会儿。中饭未食，浣肠，把肚子清空，便进了手术室。房间不大，但四白落地，很干净，工作人员也清一色身着白大褂。我平躺在手术台上，两侧的大夫各执我一只手号脉。个子不高、胖墩墩的院长说要打一针麻醉，局部注射即可。小原荣次郎君作为看护，一直陪着我。他虽然得到医生的许可，目睹手术，可中途却因突发贫血，出了手术室。我的下腹左边被切开，把小肠拽出来，再把嵌顿疝孔的膜抻拉、结扎，使小肠不再掉进去，然后缝合，共持续四十七分钟。在局部注射麻药有效时，没什么感觉，麻醉劲儿过后，痛感袭来。大夫说不能动，这最难受，整整三天时间，人处于一种说不出来的痛楚中，可那以后却轻松了许多。改造社的山本社长来看了我。见形形色色的文人轮番来医院探望，院长查房巡诊时对我说：“内山先生在给《改造》等刊物写东西啊？”遂打破了与患者不交谈的“铁律”，在查房时便经常跟我攀谈起来。住院十四天后出院，由小原夫人陪护，直接到了汤河原一家叫作伊藤旅馆的地方，在那儿进行为期一周的汤治¹。其间，也承蒙改造社的山本社长等各色人等前来探望，病居然痊愈了，着实很幸运。可是，差不多从一年开始，由于时不时犯胃痉挛，又开始注射吗啡。在汤河原逗留期间，有一次半夜痉挛发作，赶紧喊来医生。回东京后，也频频犯病，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过好歹疝气算治愈了，还是很高兴。
1 即温泉疗法。
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开始了早间的散步。每天早晨天未亮，便与内人出门去新公园。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兴起了高尔夫球运动，很多人来这里练击球，过去那种雅静的感觉已荡然无存。想来，这个公园被未明时分散步的我们所“独占”，毕竟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要在此地召开“东洋奥林匹克大会”，于是又是修四百码的跑道，又把公园里的池塘清扫一通改成游泳场。此前一直为西洋人所独享的草地网球也在这里的球场竞技。在游泳项目上，日本选手胜出。从我的店再过去一条街，还有一座红砖瓦建造的室内游泳池。虽然是开放设施，可一向少有日本人去，近来去游泳的人却激增（因新公园的池塘已无法用作游泳池的缘故）。
草地网球项目上，一位忘记叫什么名字的日本选手，是左撇子，打得很漂亮，一举获胜，致打网球的人猛增。从每年五月到十月初，下午三点开始（周一是一点开始），这个公园的全部网球场均可使用。并不是说还建有别的网球场，而是所有场地都在一片美丽的草坪上，到了网球时间，草坪上会划出很多片网球场。两个雇工小伙子，成天划线、拉网，在每天网球时间开始前负责弄好。新公园里的网球场后来发展到三十来片。人们拎着网球拍过来打球，嘴里喊着“界外”“一比零”“三比一”什么的倒还没什么，可球打飞的时候，对打球双方一边一个的专属球童，会马上跑去把球拾回来，那派头着实了得。这种草地网球在日本人中间流行开来，那真是不论张三李四，人手一拍，连我这种人都挥起了球拍。可有一点，我后来计算过打网球的花费：一个球场俩球童，还有网球和球拍（球拍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