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高发的恶性肿瘤，病死率居高不下，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一大疾病。
在中国，肝癌的发病率位居所有恶性肿瘤第4位，死亡率位居第2位。
过去，肝癌的治疗长期以手术切除为核心，中晚期患者依赖介入和化疗，但整体预后改善有限。
中国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14.4%，仅优于胰腺癌。
随着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肝癌的诊疗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从单纯依靠解剖学分期和肝功能评估的治疗，到基于分子病理检测、免疫微环境特征指导的个体化治疗；
肝癌的治疗，从单一的手术或介入，已经步入手术、移植、消融、介入、放疗、靶向、免疫等多学科手段有机整合的新时代。
多学科诊疗已成为提升肝癌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关键路径。2025版ESMO指南首次明确强烈推荐对早中期肝癌患者进行MDT管理。
二、流行病学与病因
1. 全球与中国数据
据GLOBOCAN 2022年数据，肝癌在全球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三①。
约72%的肝癌病例发生在亚洲，其中中国尤为突出，占全球肝癌病例和死亡的40%以上。
在中国，肝癌的发病率呈现显著的性别、地域和年龄差异：
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约为3:1；南方高于北方，沿海高于内地，农村高于城市；
中年人群（40~60岁）的发病率高于老年人群。
2. 主要病因
在中国大陆地区，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93.0%，肝内胆管癌占4.3%，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占1.6%。
肝细胞癌的主要病因包括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其中HBV和HCV感染在肝细胞癌病因中分别占84.4%和3.2%，其次为黄曲霉素暴露、大量饮酒、代谢综合征、肝吸虫和吸烟。
3. 高危人群
肝癌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具有HBV和/或HCV感染、过度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尤其是年龄>40岁的男性。
三、筛查与诊断
1. 筛查
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有助于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可显著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
基础筛查首选腹部超声联合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这两项检查无创、平价且普及度高，可检出约60%的早期肝癌。
若超声图像不清或指标异常，可补充异常凝血酶原检测，进一步提高准确率。
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筛查。
约30%的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水平正常，应联合检测甲胎蛋白异质体、异常凝血酶原等标志物。
2. 诊断
肝癌起病隐匿，早期常无明显症状，中晚期临床表现常缺乏特异性，如仅表现为腹胀、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症状，易被忽略或误诊。
诊断手段主要包括：
影像学检查：增强CT或MRI是肝癌诊断的核心手段，肝癌在增强扫描中往往呈现出“先亮后暗”的特征，比正常肝脏早亮晚暗，即所谓的快进快出特征。
异常者进一步做增强CT或MRI，可明确诊断。
病理学诊断：病理学诊断是肝癌确诊的金标准。
2025版CACA指南新增肝癌分子病理检测，主要目的是辅助诊断肝细胞癌特殊亚型，筛选肝内胆管癌常用靶向/免疫治疗药物，临床可依据分子病理改变对患者进行分层管理。
3.分子病理与精准治疗的探索
肝癌的分子病理检测是精准治疗的重要补充。
需要明确的是，肝细胞癌的系统治疗决策仍以分期、肝功能储备和体能状态为基础，分子分型目前主要用于肝内胆管癌、特定亚型及探索性治疗。
2025版CACA指南新增肝癌分子病理检测，主要目的是辅助诊断肝细胞癌特殊亚型，筛选肝内胆管癌常用靶向/免疫治疗药物，临床可依据分子病理改变对患者进行分层管理。
常见分子靶点及对应治疗：
四、分期与治疗决策框架
中国肝癌分期（CNLC）系统结合肿瘤特征与肝功能储备，将患者分为Ⅰa至Ⅳ期，是指导中国肝癌临床实践的核心分期体系②。
按分期分层治疗目标：
五、分期决策
1. 早期（Ⅰa~Ⅰb期）肝癌
手术切除仍是早期肝细胞癌的首选治疗。
手术切除：肝切除术是早期肝癌的核心根治手段。
近年来权威指南持续拓展“可切除”边界，在严格评估肝功能储备和剩余肝体积的前提下，部分既往认为不可切除的患者也可获得手术机会。
消融治疗：消融治疗在小肝细胞癌患者（尤其肿瘤直径≤2~3厘米）中的疗效已被证明和手术治疗相当，被国际指南作为BCLC 0期/部分A期的根治性选项之一。
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应用最为成熟，已被多个国内外指南认定为小肝癌的一线治疗方法。
对于高复发风险的患者，在消融治疗围手术期增加免疫治疗已被美国肝脏病协会和欧洲肝病学会作为推荐选择。
肝移植：推荐“米兰标准”或“杭州标准”作为肝移植适应证标准。
米兰标准：米兰标准是国际通用的适应症标准；单个肿瘤不超过5cm，或最多3个肿瘤且最大不超过3cm，并且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
杭州标准：杭州标准是基于米兰标准基础上，做了更适合中国患者的扩展；肿瘤累计直径不超过8cm即可，即使有超8cm，只要甲胎蛋白不超过400ng/ml且组织学分级为中或高分化，同样可以考虑移植。
杭州标准首次将肿瘤生物学特征纳入判断，使更多的中国肝癌患者得到移植机会，术后生存率与米兰标准相当。
2. 中期（Ⅱa~Ⅱb期）肝癌
介入治疗在中期肝癌中总体可实现较高的局部控制率，被视为一线标准治疗，其中以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为代表。
TACE：经动脉化疗栓塞作为不可手术切除、局限于肝内且肝功能良好（适合栓塞）肝细胞癌的标准疗法已应用逾20年。
然而单纯TACE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为8~10个月，且TACE可诱导肿瘤微环境中PD-L1与VEGF表达上调，引发免疫抑制与新生血管生成，限制了长期获益。
HAIC：以FOLFOX方案为代表的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研究不断推进，HAIC相较TACE在不可切除或进展期人群中显示出不劣甚至更优的生存与疾病控制，提示两者疗效的可比性与互补性。
3. 晚期（Ⅲa~Ⅲb期）肝癌
系统性药物治疗是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标准选择。
近年来，伴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抗血管生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方案疗效与生存获益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研究将系统治疗前移：
一方面作为转化治疗以期实现降期、提高切除/消融/移植机会；
另一方面在围手术期开展新辅助与辅助策略，以降低微转移与术后复发风险。
一线系统治疗（2026版CSCO指南I级推荐）：
二线系统治疗：可选瑞戈非尼、阿帕替尼、雷莫西尤单抗、卡瑞利珠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等。
对于既往接受双免方案治疗的患者，二线推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4. 转化治疗
超过半数肝癌患者确诊时已失去手术根治机会。
近年来，转化治疗成为颠覆性的策略：
即通过强有力的药物组合，将原本不可切除的肿瘤“转化”为可切除状态，从而为患者争取根治性手术的机会。
日本学者在2025年ASCO-GI大会上发表了RACB研究，探索了初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接受贝伐珠单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作为转化治疗的疗效，转化率达48%。
中山大学团队通过局部灌注化疗、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的三联方案，在不可切除肝癌中成功将部分患者的治疗目标从“姑息控制”转向“潜在治愈”。
2026版中国指南显著提升了系统治疗的地位，强调以手术切除为目的的综合治疗（转化治疗、新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中国指南在系统治疗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六、标准治疗方案汇总
6.1 局部治疗（作用于原发灶或局部转移灶）
6.2 全身治疗（经血液循环作用于全身）
6.3新兴与前沿治疗：
肿瘤疫苗与个体化细胞免疫治疗（以下内容为探索性治疗，证据等级与上述标准方案存在差异，不适合替代一线/二线治疗）：
近年来，以树突状细胞（DC）为基础的肿瘤疫苗在实体瘤术后防复发及晚期维持治疗中展现了探索性价值。
DC肿瘤疫苗通过体外加载肿瘤抗原后回输，激活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
在国内，已有两款代表性产品在医疗特区（海南博鳌、秦皇岛北戴河）率先开展临床应用：
BaizeDC（上海细胞治疗集团）：负载p53、Survivin、MUC1、KRAS、h-TERT等多肿瘤相关抗原（TAA），同时使DC自主分泌PD-1/CTLA-4双特异性纳米抗体，在淋巴结内直接解除免疫抑制。
该产品基于核酸底层质粒技术、mRNA技术及纳米抗体技术研发，通过Fast DC技术平台进行工艺改进，旨在更有效地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改善肿瘤免疫监视水平，降低肿瘤复发率。
LK101（华西乐城/北京立康）：基于肿瘤组织进行全基因测序，经AI筛选出个体化新生抗原，导入自体DC细胞，实现个体化定制。
适用于肝癌术后辅助或不可手术患者的系统治疗。
七、旭明康泽【精准三维整体消瘤技术】的价值补充
旭明康泽始终致力于构建以精准规划、三维重建与整体评估为核心的【精准三维整体消瘤技术】体系。
通过个性化定制的肿瘤疾病精准筛查，结合多学科专家团队（MDT）的深入会诊与综合评估，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体化治疗方案。
1.【精准三维整体消瘤技术】体系在肝癌中的适配逻辑
尽管肝癌的常规治疗已经覆盖大多数患者，但仍存在几类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局部控制的手段不足：肝癌术后仍有肿瘤残留或者复发的患者，常规手段再次手术难度大、外放疗剂量受限，局部病灶无法被处理。
高龄/无法手术：早期肝癌本应以手术根治，但高龄、肝功能储备差（严重肝硬化）、多发基础病的患者根本下不了手术台，消融治疗也未必耐受。
全身治疗失败后局部进展：靶向耐药、免疫失效，但肝内病灶持续进展，缺乏有效的局部干预手段。
晚期患者体力状态差：部分晚期肝癌患者因为肝功能失代偿、体力状况差，无法接受常规化疗或者免疫治疗，治疗陷入困境。
以上的种种场景，恰恰是旭明康泽【精准三维整体消瘤技术】体系可以介入和补充的临床空白。
2.各技术在肝癌中的具体应用场景：
2.1局部精准消瘤技术
血管介入：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和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是将高浓度化疗药物直接灌注到供应肿瘤的靶血管内，使肿瘤局部药物浓度达到全身给药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同时降低全身毒副作用。
TACE适用于CNLC Ⅱb、Ⅲa期，肝功能Child-Pugh A级或B级，ECOG PS评分0~2分的肝癌，为首选治疗推荐；
也适用于可手术或消融治疗但因高龄、严重肝硬化等原因不能或不愿接受手术的CNLC Ⅰa~Ⅱa期肝癌的替代治疗。
HAIC对于肝癌伴门静脉癌栓（尤其是主干癌栓）、TACE治疗抵抗的肝癌患者效果客观。
粒子植入（¹²⁵I粒子）：
在CT影像引导下，将放射性粒子精准植入肿瘤内部，利用持续性的释放低能量γ射线，实现从内向外、持续性的局部定点清除。
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包括组织间植入、门静脉植入、下腔静脉植入和胆管内植入，分别治疗肝内病灶、门静脉癌栓、下腔静脉癌栓和胆管内癌或癌栓。
适用于手术不可切除的肝内病灶、门静脉癌栓（可在TACE基础上联合使用门静脉内支架联合碘-125粒子条或直接穿刺植入碘-125粒子治疗）、外放疗后局部残留或复发的病灶，以及因高龄或合并症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
（参考依据：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肝癌的相关操作规范与适应症，可参见《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指南（CACA）·粒子治疗（2023版）》《放射性125I粒子植入术后住院及居家辐射防护管理专家共识》及《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临床应用质量控制指标（2025版）》等文献。上述共识属于专家共识层面，证据等级与基于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的指南I级推荐存在差距，临床应用需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团队严格评估后实施。）
消融治疗：
在CT或超声影像引导下，将消融针穿刺至肿瘤中心，通过高温（射频消融、微波消融）或低温冷冻消融直接灭活肿瘤细胞。
射频消融（RFA）操作方便、住院时间短、疗效确切、消融范围可控性好，特别适用于高龄、合并其他疾病、严重肝硬化、肿瘤位于肝脏深部或中央型肝癌的患者。对于单个直径≤2cm肝癌，RFA的疗效与手术切除类似；
微波消融（MWA）消融效率高、所需消融时间短，能降低RFA所存在的“热沉效应”，对较大肿瘤（≤5cm）可能具有更优的局部控制；
冷冻消融（氩氦刀）边界清晰，疼痛轻，适合紧邻肝门、胆囊或胃肠道等高危部位的病灶。
适用于不选择手术切除的2~3个肿瘤、最大径≤3cm的CNLC Ⅰb期肝癌患者，根据消融情况再考虑补充其他治疗如TACE或放疗；多原发肝癌的多次局部处理；晚期患者肝内寡进展病灶控制；以及肝转移瘤的局部处理等情况。
对于直径3~5cm的肝癌，推荐TACE联合消融联合治疗，效果优于单纯的消融治疗。
微创介入治疗创伤小，恢复快，可重复治疗。影像引导下精准作用于肿瘤，作为常规医疗的补充治疗，它为无数高龄、体弱、无法耐受传统医疗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2.2全身系统治疗：微转移控制与巩固疗效
局部病灶清除之后，微小病灶同样值得被关注。全身系统治疗旨在清除残留，降低复发风险。
改良瓦博疗法：
改良瓦博疗法基于肿瘤细胞独特的能量代谢特征（瓦博效应）而设计。
肿瘤细胞即使在有氧条件下也偏好通过糖酵解获取能量、对葡萄糖的依赖远高于正常组织，通过精准调控患者血糖水平，在特定时间窗内降低肿瘤细胞的能量供给，使其处于脆弱状态。
此时配合小剂量化疗药物进行精准打击，既增强了杀伤效率，又大幅降低了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等全身毒副作用。
适用于多线治疗后体能衰竭、肝功能储备差、无法耐受常规含铂双药化疗的晚期肝癌患者。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改良瓦博疗法目前不属于CSCO、NCCN或任何国内外肝癌诊疗指南的推荐方案，缺乏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证据，仅适用于标准治疗失败且无更优方案可选的末线患者，须由MDT团队严格评估、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后方可开展。
生物细胞免疫治疗：通过体外扩增或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DC疫苗、CAR-T、TCR-T等），回输后重建免疫防线。
在国内，海南博鳌乐城、秦皇岛北戴河等国家特许医疗区域已率先开展多项前沿生物细胞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
上述方案仅适用于标准治疗失败后的末线患者，须由具备资质的MDT团队严格评估后实施。
2.3. 辅助支持与免疫重建
辅助支持手段贯穿治疗全程，旨在帮助患者更好地耐受治疗、改善生活质量。
局部热疗：通过对肿瘤区域施加温和热效应，改善局部组织血供、缓解肌群痉挛所致疼痛，也可作为放疗增敏的探索性协同手段。
热疗属于物理康复支持，不具备独立抗肿瘤疗效证据。
中医药辨证辅助：在正规中医科医师参与下，根据患者体质与治疗阶段辨证施治，重点缓解化疗/靶向治疗所致的恶心、食欲减退、乏力等消化道反应，改善癌因性疲乏，对局部疼痛在规范止痛基础上予以辅助缓解。
中医药定位于减毒与支持，不替代任何核心抗肿瘤治疗。
肠道菌群移植（FMT）：通过将健康供体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患者体内，调节免疫、改善肠道环境。
部分小样本探索性研究提示特定菌群移植可能改善免疫治疗应答率。
需特别说明：FMT目前不属于CSCO、NCCN或任何国家级肝癌诊疗指南的推荐方案，仅限在国家备案的临床研究框架内、由具备资质的医疗中心开展，作为免疫治疗的探索性辅助。
免疫重建：
肝癌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功能抑制状态，尤其经多线治疗，免疫系统功能进一步受损。
肝脏作为特殊的免疫器官，具有高度的免疫耐受性，为肿瘤细胞逃逸免疫监视提供了条件。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获CSCO指南一级推荐用于晚期肝细胞癌的治疗。双免疫联合方案（STRIDE方案）已成为不可切除HCC的一线标准治疗。
适用于治疗后免疫功能持续低下的患者、疾病进展风险高、需要增强机体抗肿瘤能力的患者、作为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的基础支持治疗。
上述方案需在MDT框架下由专业团队专业评估后选择，目前尚处于临床探索阶段，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的高级别循证证据。
3.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前沿进展
在CAR-T、TCR-T、细胞治疗、溶瘤病毒和基因治疗的前沿领域，海南博鳌乐城、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特许医疗区域，已率先开展多项国际前沿生物细胞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
上述方案需由专业团队结合患者情况评估后选择，建议在MDT框架下审慎决策。
八、写在最后
肝癌是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
乙型肝炎疫苗接种、抗病毒治疗、避免黄曲霉素暴露和减少酒精摄入是降低肝癌发病风险的有效手段。
对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超声联合甲胎蛋白筛查，是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关键。
精准医疗已贯穿肝癌诊疗全程：从超声联合甲胎蛋白筛查到分子病理检测指导分层管理，肝癌已进入多学科整合治疗的时代。
2026年是肝癌指南的里程碑之年：中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显著提升了系统治疗的地位，强调以手术切除为目的的综合治疗（转化治疗、新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中国指南在系统治疗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这一框架下，多学科会诊是肝癌治疗的核心：
特别是中期和晚期患者，需要肝脏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学科共同决策。
新版NCCN指南明确肝癌的MDT应纳入肝脏专科医生、放射诊断与放射介入科医生、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放射治疗科医生和具有肝癌专业知识的病理科医生。
治疗手段上，系统治疗前移和转化治疗是近年最大突破：
以免疫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已确立为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主流，双免方案带来的长期生存数据使肝癌告别了曾被称为“癌中之王”的时代。
“强效联合治疗→多学科评估转化→根治性手术”这一新模式，为无数初始不可切除的肝癌患者带来了根治希望。
本文仅为科普与学术交流目的，不构成任何诊疗建议。具体治疗方案请咨询正规医疗机构，由多学科团队根据患者个体情况综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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