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朝之前，湖北省的军事架构呈现三军并立、各自独立的格局，全省军事力量划分为绿营、八旗、卫所军三大体系，三大军事体系分区管辖驻防，彼此互不统属、各自成制，构成了晚清前期湖北地方防务的核心体制。关于全省兵力规模，据史料考证，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前，湖北全省各体系驻军总数约为二万二千余人，此后兵力数额持续裁减、逐渐缩减，至咸丰朝前夕，全省兵力已降至一万八千余人。在三大军事体系之中，兵力配置极不均衡，力量结构差异极为明显，绿营作为全省主力作战部队，兵力规模最为庞大，人数维持在一万四千余人，是湖北地方防务的核心支撑；八旗驻军则仅集中驻扎于荆州府一地，驻防区域单一、兵力规模狭小，仅承担局部重点戍守职能；卫所军驻防兵力最为薄弱，全省驻军总数仅有八千人左右，驻防力量极为有限。

湖北绿营作为全省军事主力，拥有完整且层级分明的营制架构，建制涵盖二镇、三协、十六营，其中包含水师一营，同时遍设各级汛地，形成覆盖区域的驻防网络。绿营从最高军事长官提督至基层额外外委，各级军官编制完备，总计官员数额达四百五十五人，构成了严密的军官层级体系。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绿营各级军官编制数额明确，其中总兵1人、副将2人、参将3人、游击7人、都司14人、守备10人、千总31人、把总61人、外额123人、外委116人、额外外委87人，各级官员层级搭配完整，合计总数与史料记载的四百五十五人完全吻合，搭建起绿营从高层指挥到基层带兵的完整管理体系。
清代绿营已然形成固定的层级统属与驻防职能体系，军级建制与驻防权责对应明确。总兵作为一镇军事体系的最高指挥官，其直接统辖的驻防军队称为“镇标”；总兵之下，各副将驻守防区所统辖的兵力编制为“协”，承担区域重点防御职责；在区域内相对次要但兼具战略险要价值的区域，则设立“营”级建制，营级指挥官依据防务重要性，分别由参将、游击、都司或守备担任，分层统领营内军务；而基层广布的“汛”级驻防单位，主要承担地方巡防、治安巡查等基础职能，带兵官由千总、把总等基层军官出任，层级清晰、职责分明。
从核心职能来看，清代湖北绿营的核心定位并非对外征战，而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其驻防布局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严格依据地形险要、战略价值与区域社会动乱风险布设，呈现明显的区域倾斜特征。有清一代，湖北绿营军事部署的核心重心始终聚焦于省境西部与北部区域，两大镇级建制分别设于郧阳与宜昌，牢牢把控鄂西、鄂北战略门户。
清初，因湖北提督需兼辖两湖四镇军务，管辖范围较广、军务繁杂，故提督常驻武昌，居于省会核心区域，便于全局节制、统筹调度两湖防务。至嘉庆初年，鄂西北区域社会动乱频发，地方治安压力陡增，为就近指挥调度、快速处置区域动乱，提督驻地迁至襄阳，就近管辖郧阳、宜昌两镇军务，重点管控汉水流域及长江上游低度开发区域，专职镇压区域会党势力、封堵四川教乱向湖北蔓延，这一聚焦西北的军事布局长期稳定延续，直至晚清遭遇外力入侵，原有内防为主的军事布局才逐步发生根本性调整。

尽管绿营是咸丰以前湖北军事体系的绝对主体，但长期的制度固化与安逸驻守环境，使其积弊丛生、战力彻底衰败，早已不堪征战。长期以来，绿营内部官兵疏离、上下离心，日常军事训练荒废松弛，军纪涣散无度，整体战斗力极为低下，太平军进军过程中所向披靡、几无阻碍，正是湖北绿营彻底崩溃的直接佐证。胡林翼曾对绿营积弊做出精准批判，直指绿营官兵怯懦畏战、空虚虚报兵额、无严明营制、无端正军纪，军队普遍存在“闻警先惊，接仗即溃”的颓废状态，已然沦为抗御外敌毫无力量、扰乱地方颇有富余的败坏军队。
正规绿营、八旗、卫所军的全面腐败衰败，使得传统经制军队无法应对晚清剧变的局势，为填补地方军事力量空缺，地方性勇营应运而生，成为咸丰年间湖北军事体系的重要补充与新生力量。咸丰年间，湖北大规模招募勇丁扩充军备，全省新增勇丁二万余人，配套马队约二千人，新增勇营兵力规模一度占据全省军队总数的半数，成为湖北平乱的重要力量。
但初期招募的勇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建制混乱，多由四川、河南等外省勇目就地纠合流民、无赖组成，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松散，且普遍存在虚报兵额、冒领军饷的乱象，往往以一报百、以百报千，贪腐奢靡之风盛行。同时勇营队伍忠诚度与稳定性极差，若待遇、调遣不合心意，便率众离去、另投他处，一旦遣散处置不当，便聚众为盗、扰乱地方，不仅作战能力薄弱，更成为潜在的社会动乱隐患。面对勇营诸多弊端，胡林翼于咸丰五、六年间推行严格的整顿改革，大力裁汰冗杂无用勇丁，仅留存精锐万余人，同时优先筹措军饷、保障军需，通过精简队伍、充实物资的方式，试图提升勇营整体作战实力，重塑湖北地方军事力量。
经过胡林翼的大力整顿，湖北勇营的混乱局面得到有效遏制，精锐留存的勇营队伍战斗力有所提升，在平定省内内乱、肃清地方叛乱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暂时弥补了传统经制军队的战力空缺。但勇营制度本身存在难以根治的先天缺陷，受制于晚清湖北财政拮据、粮饷供应不足的困境，勇营屡次爆发兵变，不仅未能稳定地方局势，反而成为新的社会动乱诱因。与此同时，勇营并无成熟稳固的组织架构与制度体系，建制松散、不成体系，仅适用于传统内乱清剿，完全无法适应晚清时期新式战争的作战需求，制度局限性极为突出。
整体而言，咸丰至张之洞抚鄂之前，湖北涵盖八旗、绿营、后起勇营在内的全部军事力量，均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与战力短板，普遍战斗力低下、难以御敌。平时各类军队耗费巨量财政粮饷，常年消耗地方资源；战时军队溃败、军费陡增，导致全省财政入不敷出、收支失衡，大量社会资源被军事消耗占用，严重制约了地方社会治理、文教发展与民生建设，成为晚清湖北社会发展的重要阻碍。
直至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全面推动湖北军事改革，大力裁汰腐败无用的旧式八旗、绿营、勇营，全新训练新式陆军，才彻底扭转湖北落后陈旧的军事结构。与此同时，伴随近代列强外力入侵、国防局势转变，湖北长期以西北内防为核心的军事布局逐步调整，军事重心正式由西北内陆转向东南沿江沿海区域。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钦定大清会典》（光绪 19 年），卷 6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334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