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追悼大会正在举行。台上，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泣述丈夫遇害经过，几度哽咽。台下，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趁机起哄。
一个人拍案而起。
闻一多——这位47岁的诗人、学者，此刻站在讲台前，面对满场特务的怒目，说出了他生命中最著名的一段话：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掌声一次次响起。走出至公堂时，门外一群国民党特务怒目而视。他仰头大笑而去。
几个小时后，他倒在了西仓坡的枪声中。
民盟领导人、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教授至公堂：一份暗杀名单时间回到1946年初夏。
民主同盟在昆明组织上万人签名运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李公朴、闻一多作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赞成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6年，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根据蒋介石集团的旨意，在昆明召集警总参谋长刘淑琬、警总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密会，拟定阴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等的黑名单。警总确定由王子民负责实施暗杀上峰圈定的人员。
图|霍揆章领受任务的王子民，指派特务汤时亮、李文山、吴传云等执行。
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从昆明南屏电影院乘公共客车回家。特务汤时亮、吴传云等尾随上了这趟车。
当公交车停站时，汤时亮、吴传云向李公朴发射了枪弹。子弹从李公朴后腰射入、腹部穿出。
原计划是把李公朴绑架到山上杀害，但负责跟踪的特务立功心切，抢先下了手。
李公朴被紧急送往医院，因失血过多，次日凌晨5时逝世。临终前他仍在大骂特务“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李公朴遇刺当天，霍揆彰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悬赏缉凶启事，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的赏额。
民盟领导人、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先生西仓坡：最后十分钟7月15日上午，李公朴追悼大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
民盟的同志考虑到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闻一多不顾劝阻，毅然到会，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最后一次演讲》的讲话。
会上，当他察觉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昆明市城防司令部特务组组长蔡文棋等特务混在会场中进行监视时，怒不可遏，当面大骂这些狗特务，要他们“站出来”。
追悼会散场后，闻一多又举行记者招待会。
下午5时，记者招待会结束，闻一多和长子闻立鹤一同步行回家。当父子俩走到西仓坝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时，埋伏在此的特务李文山、汤时亮等，在尾随闻一多而至此地的王子民、蔡文棋的指挥配合下，向闻一多开了枪。
蔡云旗率领尚福海、萧填报等特务，伪装成云南大学的学生来到追悼会现场监视闻一多，并负责跟踪和布置埋伏。
闻一多的侄子庄任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冲出大门后看到的情景：
“我一看到伯父和老大躺在地下，不假思索地第一个冲出大门外十几步接他们去，那时的情景有些可怜，一老一少孤独地饮弹躺于恬静的街心，我第一眼看见伯父脑袋已经穿了一大洞，脑髓迸散一地，眼镜摔碎在一边，面色死黄，唯有嘴唇还在颤动啊！”
闻立鹤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迅速转过身来，扑在已经倒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父亲。
特务们没有停手。闻立鹤连中五弹，右腿被打残，肺部被打穿，其中一颗子弹从他背部穿过时，离心脏仅半寸。经多方抢救脱险，却留下终身残疾。
闻一多头中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送医途中不治身亡。
图|闻一多全家在合影（从左起三子闻立鹏、闻一多、闻立鹤、夫人高孝贞、闻惠羽、闻名、赵妈、二子闻立雕）假公审：两个被推出来的卒子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调查。
他派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程一鸣破案。程一鸣等人经过侦破，取得了判断谋杀案主谋就是霍揆彰的人证、物证及作案经过。
蒋介石获得调查结果后，又派顾祝同、冷欣、张镇赴云南破案。商议的结果，顾祝同同意张镇的建议，决定由宪兵司令部负担该案的全部责任，演出一场骗人的把戏。
顾祝同让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将相关人员拘捕，用奖励和升职作诱惑，以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要求他们“挺身做烈士”。
据1950年被逮捕归案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营长熊福广供述，当时王子民痛哭流涕，对参与暗杀的特务们说“谁愿意出面应付公审，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
犹豫许久，特务营连长汤世良（出庭时改名汤时亮）、排长李明山（出庭时改名李文山）才相继站出。
1946年8月15日，闻一多被刺一案在昆明举行公审。以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张小骞为审判长，昆明各机关到场观审，民盟方面梁漱溟、周新民亦到场观审。
审讯时，对“凶手”汤时亮、李文山追问暗杀行动为何人主使，二人按事先编造的一套“供称”，说是听到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辱骂”蒋介石而“义愤填膺”，后又跟踪闻一多到《民主周刊》社，闻一多又“辱骂”蒋介石，便跟踪闻一多到西仓坡宿舍门口，乃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枪杀，无任何人指使。
最后宣判：“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即时执行。”
可梁漱溟和周新民很快发现疑窦甚多。他们提议让亲历凶案现场的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这一完全合理的建议被当场拒绝。
两人随即致函顾祝同，指出审理疑窦甚多，“请勿定案”——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处决环节更是一场戏。准备处决的两名“凶手”并非法庭上的被告，而是被国民党重金收买的死囚，准备以假换真。但执行当天围观群众太多，现场无法调包，只好假戏真做，不顾二人喊冤叫屈，将其就地枪决。
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汤时亮、吴传云各得奖金50万元，李文山得到30万元奖金。
蒋介石批了一个“缓”字真正的主谋王子民，被捕后关了十一个月便获释。
台湾“蒋介石档案”中有一份1947年7月17日顾祝同呈蒋介石的电文。
电文写道：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因昆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被杀案，处置失当”，奉蒋介石手令拘禁，“嗣以负责看管之整编第九师奉令开拔离滇，又经签奉钧批解京，交宪兵司令部继续看管”。
王子民等“一再报称，以自奉令拘禁以来，历时十一月，深感学验缺乏，致肇前造愆，故于守法期中，悉心研究学术，以求长进。惟值兹大局明朗之际，伏恳恩施格外，准予恢复自由，俾再效命”。
顾祝同请示：可否“将该王子民等十五名上并责保暂释以观后效”。
蒋介石批了一个字：“缓”。
随后王子民被释放。
档案中附呈的《云南省警总部稽查处暨预二旅奉命调京人员简历册》记载：稽查处少将处长王子民，38岁，湖北沔阳，军校第七期毕业、高教班第四期毕业、中训团党政班第七期毕业，历任排连营长、附团长、侦察班队长导员、混成总队长、稽查处处长等职。
同一份档案中还列有蔡云祈（即蔡云旗）：预二旅上尉组员，28岁，安徽庐县，军校十五期专科毕业，排连队长、副营长、参谋等职。
香烟店里的坐姿1950年年初，王子民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四川新都县，在东街第134号租下了一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香烟店。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王子民化名为王家宾，他很少与街坊邻居来往，故意打扮成小商贩的样子，穿着土布制成的衣服和裤子，戴着一顶粗毡制成的无沿小帽。
但行为举止却不容易改变。
1950年10月的一天，新都县公安局侦查员高俊峰像往常一样沿街巡查。他参加过解放战争，转业后进入公安系统，擅长盯人、记人。
当他路过东街134号香烟店时，习惯性地往里瞥了一眼。
烟铺老板正坐在椅子上看报纸。只见他双腿并拢、腰椎笔挺，双手举着报纸，几乎将整张脸都遮挡了起来。
高俊峰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人的坐姿明显不寻常。四川人讲究生活的舒适，坐卧都较为懒散随意，而眼前这位老板却如此端正，必定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军人。
他不动声色，转身走入对面的裁缝铺，透过窗户悄悄监视着香烟铺的动静。
不一会儿，后屋走出一位中年妇女，手里端着一杯茶，慢慢走到老板面前。老板一手捏着报纸、一手举起茶杯痛快地饮下，妇女又立即为他递来香烟并点燃，站在一旁悉心服侍。
高俊峰细心观察，发现老板娘举手投足间显得优雅脱俗，气质与普通百姓相去甚远，更像是一位富裕人家的太太。
他向邻近的街坊打听，了解到这位烟铺老板名叫王家宾，来自外地，待人温和，但和邻里的关系并不密切，几乎没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高俊峰迅速向上级报告。四川公安机关开展暗中监视，搜集了王家宾的体貌特征、口音和生活习惯，整理成密件发送给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请求协查。
昆明市公安局在接管的旧档案中展开筛查，在原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的档案里，找到了少将处长王子民的照片和履历。档案记录的特征与四川送来的协查通报高度吻合。
这个化名“王家宾”的烟铺老板，正是当年“李闻血案”的幕后主谋王子民。
喊出真名1951年1月2日午后，抓捕时机成熟。
三名便衣民警直奔东街134号烟铺。王家宾正坐在店内闭目养神。
三名便衣同时冲进店里，王家宾本以为是顾客上门，正想热情招呼，其中一名警员冷冷地掏出证件，严厉地说：“我们奉命逮捕你，请跟我们走一趟！”
王家宾辩解：“警察同志，你们可能搞错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商人。”
公安人员没有给他反驳的机会，将他带走。王家宾的妻子听到动静冲了出来，看到丈夫被捕，失声痛哭。
在川西公安厅审讯室里，这位“王老板”起初称自己不过是一名小商人。
当被问起“在民国35年，昆明的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被杀的事件，你知情吗？”他点头表示听说过，但避重就轻。
审讯员提高了声调，质问道：“王子民，难道策划杀害教授的，正是你吗？”
听到自己的真实名字被喊出，王家宾心理防线崩溃，低下头如实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他痛哭流涕地坦白道：“我的真名叫王子民，当过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1946年奉命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
1951年1月10日，王子民在成都经依法审判后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上海《大公报》于1951年1月20日刊登了这则消息，标题为“李闻血案凶手之一王子民在蓉枪决”。
油坊老板的八年王子民落网后，当年参与暗杀的其他特务也相继归案。特务营长熊福广、特务蓝鹏、崔宝山、袁炳南等人在重庆和昆明先后落网被镇压。
但有一个关键人物，潜逃得更深，隐藏得更久。
蔡云旗，1915年出生在江苏盐城县蔡尖乡的一个富农家庭。
1946年，蔡云旗任云南省昆明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积极参与同谋实施杀害李公朴、闻一多。
7月11日，蔡云旗为杀害李公朴小组组长，率领特务进行跟踪监视，并与陈国华等密议布置暗杀。
7月15日，蔡云旗率领尚福海、肖天保等混入闻一多主持的追悼李公朴大会会场，侦察闻一多之行动，后埋伏巷头伏击。当日闻一多行至西仓坡时，被特务李明三等枪杀。
暗杀成功后，蔡云旗得到奖金2万元，被十六绥靖区提升为中校情报组长。
1949年秋天，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蔡云旗是陈明仁部队的遣散军官，身上揣着一张解放军签发的起义人员证明，携妻带女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老家江苏盐城乡下。
回到故里，蔡云旗靠着父亲的资助，在镇上开了一家油坊，自己当上了油坊老板。不过他好吃懒做，把油坊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老婆打理，自己则整天到外面鬼混。
1949年11月，人民政府贴出布告，要求一切蒋军的散兵游勇主动到公安局自首登记。
蔡云旗见到布告后，到公安局领了一份表格，避重就轻地填写以应付形势。
他在履历表中写道：最高学历高中，1937年因日寇侵略学校停课，随江苏青年抗日训练团流亡至西安；1938年编入蒋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队第十五期步科；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并未参加任何派别等组织”。
一封举报信1951年1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了王子民在成都被枪决的消息。
一位在江苏南通卖豆饼的小商贩章小凡闲暇之余翻看报纸，读到王子民供称“由蔡文其开枪暗杀了闻一多”时，心中猛然一动。他马上联想到，此人会不会是家乡盐城的那位“蔡云旗”呢？
章小凡连夜写了举报信交到公安分局。
公安机关随即传讯蔡云旗。但蔡云旗神情镇定，自称抗战老兵，递上一份《附蒋人员登记表》，称自己“毫无危害人民”。
加上他本人有起义部队出具的“良好表现”证明，而云南公安部门掌握的资料中记载的凶手名字是“蔡文其”，并非“蔡云旗”——云南方言将“蔡云旗”误写为“蔡文其”，这导致云南警方并未发现有人叫“蔡云旗”。
由于证据不足，警方只能释放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的蔡云旗。
蔡云旗回到油坊后，自以为天衣无缝，变得更加张扬。他不仅喜欢抛头露面与人喝酒赌博，还时常吹嘘自己曾经是干大事的。
哪知章小凡的举报信一年接一年地寄到公安局案卷科，纸片越叠越厚。
1957年初春的一天夜里，江苏盐城一家小酒馆里，几个男人仍在推杯换盏。
一个年轻小伙不胜酒力，借口家中有事就要离开，却被醉醺醺的蔡云旗一把拉住。小伙子连连摆手，蔡云旗大怒，破口大骂：
“别不给面子！老子可是杀过人的，还是两个，不信你去昆明打听打听！”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小伙就向公安部门举报了那个叫蔡云旗的中年男人。
其实早在1951年，同伙胡大仲就曾交代，蔡某醉酒时吹嘘“闻一多就是我收拾的”。章小凡多年的举报从未中断，加上这次酒后失言，纸片越叠越厚的举报材料终于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1956年冬，公安机关终于掌握关键证据。侦查员带着旧案卷与蔡云旗的照片奔赴昆明，从早年羁押的同案犯口中得到确认。
1957年4月4日凌晨四点，盐城郊外一间油坊被警灯照亮，蔡云旗束手就擒。
一审十年，全国哗然
审讯中，蔡云旗保持沉默，只丢下一句：“军人服从命令天经地义。”
几个回合后证据摆到面前，他换了说辞：“我只跟踪，没开枪。”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蔡云旗有期徒刑十年。当时主要是从收集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
十多天后，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京16日电：曾经积极参与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已于7月2日，被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蔡云旗又名蔡日升，盐城地区蔡兴乡人。1937年，蔡云旗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当过伪军少校团副、伪中校情报参谋等职。
蔡犯在预备二师谍报组长时，积极参与杀害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罪恶活动。
1946年7月11日，蔡犯在伪昆明稽查处长、军统特务王子民等指使下，在昆明积极监视爱国人士李公朴先生。当天下午9时，当李公朴和他的夫人张曼筠从昆明南屏电影院回到宿舍时，特务汤时亮、吴传云等人就根据事先的阴谋，执行刺杀李公朴先生。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前往云南大学参加追悼李公朴先生大会，蔡云旗率领尚福海、萧填报等刽子手，伪装成云南大学的学生来到现场，监视闻一多先生，蔡犯还负责跟踪闻一多先生，并布置埋伏。
当闻一多先生和他的儿子闻立鹤在下午5时大会结束后，回家途中，走到昆明西南联大宿舍附近时，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李明山等三人就开枪杀害了闻一多先生，闻立鹤也深受重伤。
在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蔡犯曾得到国民党特务发给的奖金2万元，并且被十六绥靖区提升为中校情报组长，专门从事刺探我军事情报，继续进行反革命行动。
宣判消息一出，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
盐城街头的留言板上出现数十封联名信：“十年怎够？请中央重查！”短短一个月，中央收到各地来信数百封。甚至有人写信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强烈要求重审该案。
发回重审，改判死刑
195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给江苏省高院，请该院即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
1958年1月6日，江苏省高院撤销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该案的刑事判决，发回重审。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日报》《大公报》转来陈可生、徐进福等20余名群众来信，并经省高院调卷审查发现，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7月2日判决的被告人蔡云旗为反革命杀人一案，“在认定罪责上和量刑上均有不妥之处”，据此裁定撤销原判，发回该院重新审理。
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此非常重视，时任院长胥大可亲自担任审判长，重新组织审理此案。
1958年4月26日，再审判决中认定蔡云旗在“李闻血案”中与王子民等人共同计议，预谋实施，且在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过程中，又是直接行动组的组长之一，实属罪大恶极。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尾声王子民和蔡云旗的相继伏法，是建国初期肃特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子民案中，高俊峰从发现异常到确认身份，依靠的是对细节的观察和档案的比对。
蔡云旗案中，一审轻判引发20余名群众来信，最终推动案件重审改判。
两案的处理过程，反映了建国初期肃特工作的基本方式：群众举报与档案核查相结合。
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说过：“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从1946年至公堂的那场演讲，到西仓坡的枪声，到1951年王子民伏法，到1958年蔡云旗被处决——正义迟到了十二年，但终究没有缺席。
本文参考资料：人民政协报《审理“李闻血案”漏网凶犯经过》（2013年）、台湾“蒋介石档案”顾祝同呈蒋介石电文（1947年7月17日）、澎湃新闻《追踪闻一多血案主凶》系列（2018年）、上海《大公报》（1951年1月20日）、新华社南京电（1957年7月）、光明网《一个目击者的日记》（1999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闻一多先生殉难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