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民众教育馆前面是办公和展览，后院是汉画馆。研究的成果，拉来的石头，统统放在后面。我记忆中觉得东西很多，因为那时是孩子嘛。其实现在想想，并不是很多。为了怕盗贼，就把画都砌在墙上。我就在石画前玩，看他们用黑色颜料把画拓在巨大的绵纸上，在上面慢慢地敲敲敲，把画印上去，作为展览。
汉画馆中间是个院子种了花，军阀石友三题了四个字“片石千秋”，立了碑在那里。改革开放后我回大陆去，才知道画像馆搬到卧龙岗武侯祠附近，已经变成很大的国级的美术馆了。我去参观的时候，提到我父亲在那里工作，他们觉得很新鲜，说是老馆员的儿子来了，还招待我吃饭。还有一个老工友记得我父亲，他说王文清（我父名）他记得。那时还没有义工的名词，我叔叔是义工，叫王文清，他也帮着抬石头。他们对我很客气。临走的时候还送了我好几张拓片。
有一次在台先生书房中看他正在看汉画册子，我说这些汉画和我幼年时代关系密切，就把这些旧事给台先生讲了。我把带回来的拓片送了三张给他，他非常喜欢。虽然是葬仪的材料，可是那种豪大气势，真是泱泱大国的风范，丧葬的习俗、事死如生的观念已经非常有系统。
台先生和鲁迅都很迷画像石，他俩也是重要的研究者。我把拓片送给台先生时，他很高兴，马上就看啊看，手也还摩挲着。台先生从书橱中取出来他当时和鲁迅之间的一些通信，他把信里的有些段落念给我听。我看台先生提到鲁迅时，眼睛泛着泪光，他们真是知己。
台先生说，鲁迅对于汉画的评价非常高，认为是民俗的瑰宝。台先生说：“如果把汉和唐一刚一柔的两种线条拿来，作为抗战绘画的风格，就非常有力。当时我们的报纸不能印什么照片的，纸也非常粗糙，所以木刻非常重要。木刻那种黑白分明、明朗的有力线条，对于抗战的宣传很有帮助，所以那时鲁迅就主张把汉代的雄大和唐朝的流动线条艺术合在一起，丰富中国现代木刻的表达技巧。”台先生显然也觉得汉画对于中国当时的木刻有很好的影响。那些木刻家像杨英风，及战后未到台湾的方向等人，都从汉朝的石刻中汲取了不少的养分。
台先生从书架中拿出一本鲁迅的老书《桃色的云》，封面设计就是受到汉画的影响。我就跟他提到王新光先生，他说好像鲁迅认识王先生，王先生也提供了很多材料给鲁迅欣赏，有些事情王新光不了解，就去问鲁迅。当时王新光还讲课，就在石头画旁边讲课，很多人来听课，影响很大。
台先生从前收藏的汉画石拓片，质量方面不如我带去的。我带去的是改革开放后拓的，油墨和纸张的材料都很讲究。话题也提到台湾的董作宾先生。董先生是我们南阳人，考证甲骨文的大家，曾在台大教书。
台先生说如果没有董作宾，甲骨文都当中药吃了。当时犁地时，发现了甲骨文都拿到中药店去卖，因为相传甲骨可以治病，中药铺收购很多。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历史被我们吃掉了不少。董作宾这批人出来之后，才由政府明令禁止，“这不能吃啊，这治不好病的，这不是药啊。这是文化啊，是字啊”。
董作宾是“甲骨四堂”之一，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挖掘。董作宾从小学过篆刻，后来在张嘉谋的引导下去北京大学读书，跟随唐河人徐旭生做研究，也听过罗振玉的课，成为了甲骨文专家。他回过南阳，在宛城中学教过书，也在多所大学任教，后来傅斯年请他去台大教书。他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农民盗掘殷墟，所以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系统挖掘。他还在山东发现了龙山文化。
那些发掘现场，都是持枪的兵看着，我们小孩跑来跑去的没人管。有些挖掘现场我也去过，还记得考古时青铜器被挖出来，他们怎么样抬着那个东西走，边走边敲锣打鼓，送到县政府。一方面是害怕冒犯古人生气，显示隆重；一方面可能是怕引起民怨，才敲敲打打，还吹唢呐。
从汉画，我们又谈到南阳出土的铜镜。铜镜也跟墓葬习俗有关，艺术价值同样非常高。我说我幼年时跟父亲去挖掘的地方看过，民众教育馆也收了一些镜子，放在玻璃橱子里，是在前厅。这些属于战国、秦汉的器物，有铜的、有铁的，形象非常多样。日本人来教唆我们乡下穷人把古物卖给他们，连骗带抢，把中国的老东西弄走不少。台先生提到这些，气得咬牙切齿。
那时规定，拿到古时老东西就上交，交到乡县政府去，自己不能留。有偷盗的人被发现了，县政府都是吊起来打，不判刑的，打得狠，血一直往下流。人们在下面围着看，谁也不敢去偷那些东西了。我小时候淘气，也什么都敢去看。
古代南阳的冶铁铸铜技术都已经很高了，台先生从书架上取得一本书《铜镜藏大观》说，他来台湾时，远东时都由学校出钱，他带来不少书。我说这个大册子我看到过。我告诉台先生说，当年我们民众教育馆也有收藏。那时还有种迷信，一般工人不愿意动这些陪葬的东西，认为把阴间的东西挖出来，要生病。一开始，连我母亲也有同样的顾虑，后来我父亲告诉她，站在学术的立场、挽救国家文物的立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善事，这是更尊重文化和祖宗。我回去时问画像石博物馆，铜镜是否也在收藏。他们说有，是另外一个博物馆在收展。
南阳在伏牛山之南，在汉水之阳，古代称宛，宛城就是南阳。京剧里有《战宛城》一出，说的就是南阳的故事。战国的时候属于楚、韩、秦，也有一段时间称为南阳郡。台先生对我们那一带非常熟悉，他曾经去过几次。鲁迅过去的次数更多，鲁迅去的时候县府都安排他吃住，旁边还有保镖的人，恐怕有掘墓的坏人算计他。他也是被请去参观挖掘的。
我生长在这样的地方，历史感最强。台老就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从事考古研究，为什么要写诗呢？你从小在这个氛围里长大。”我说：“研究古董要有耐性、有才气、具想象力，相关的知识要非常丰富。”
还有一天我去台府，他正在看一个大画册。这个画册是讲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我看他翻了，旁边有铅笔做的记录。我就说：“台先生，对青铜器，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您能不能谈一谈青铜器的情况。”他说：“春秋战国是青铜器创造的辉煌时期。青铜器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这是一种红铜、锡铅金铸成的器物，是宫廷庙堂祭祀的礼器，用来装酒，也有民间日常使用的，盛水。在朝廷里用的非常华丽，图案繁复；民间的就比较朴素粗重。”研究中图图案史的发展，一定要从青铜器开始。
台老指着图片上的花纹说，“现代的一些图案概念，那个时候就有了。民间的东西虽然朴拙，但看起来也很有味道，各有特色。难怪鲁迅先生特别喜欢。”他陪伴鲁迅时还曾想，鲁迅在左翼文学运动中花了很多心思，其实他在文物收藏、鉴赏方面也很尽心。两方面都在拉扯他，牵扯他的精力，使得他非常劳累。鲁迅也常常和台先生谈青铜器。鲁迅认为是民族瑰宝，大家应该珍惜爱护研究，应该严加看守。那个时候古董商和挖古董的人结合在一起，有不少已经流到海外去了，鲁迅表示非常痛心。台先生说，鲁迅说这话时，敲桌子，气得敲桌子。他说所幸国家的重器故宫博物院还有珍藏。他说，故宫当时那么多的重器，统统是在战乱中，从北方往南方运。有些地方连车船都断绝，就是用工人一个个扛着箱子，沿着山路扛到一些秘密的地方，免得敌人拿走。故宫博物院对文物的保护，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大功劳，真的应该把它记下来。
台先生的老朋友蒋复璁先生主持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们对这些文物的整理、研究非常积极，台先生说，蒋复璁先生也把他邀请为顾问，其实他对这方面知之不多。他说，蒋复璁先生对朋友的兴趣很尊重，“每次复璁请我去故宫附近的小馆子吃饭，我说想去故宫里看看，复璁一定会找个人带我去看看”。但是台先生不太参加无意义的活动。蒋复璁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时，随便一个什么通知让他去开会，他就去开会。台先生跟蒋复璁开玩笑说，什么破会他都参加。有些不相干的场合，台先生是不参加的。
聊完青铜器，台先生接着问我：“听说你喜欢古董，咱们是同好了。你到底喜欢哪一方面？”我说：“这个谈不上。我是玩一点小玩意儿，小东小西的玩一玩。因为知识也不够宽广，对货物的真假也没有正确的辨识，主要是没有钱，就是玩一玩。”他说：“你偏重哪方面的？你喜欢哪方面呢？”我说：“秦砖汉瓦、前朝遗物与我无缘，根本谈不到了。国家级的东西我认为应该属于国家，我爱的是小市民的小玩意儿，一些小鼓捣的小玩意儿、杂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