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的阶梯教室里，一个中国男生坐在第一排，肩上披着一面红白放射条纹的旗，课桌上端端正正摆着一顶旧日军军帽。

照片传开那天，不到一天转发就过了万。然后，爆料人补了一句话，让所有愤怒都加重了一层：据说他来自南京。1937年的冬天，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同胞倒在那面旗下面。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全城防空警报响起，车辆停驶，行人驻足。

一个在这样一座城市长大的年轻人，远赴海外研读历史，最终把当年施暴者的旗帜披在了自己肩上。有人说他是精日。有人说他是故意的。也有人说他蠢。但我想说的是：蠢和坏之间，隔着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而南京这座城市的伤口，也比我们想象的深。
有些符号，不是布料先得把一件事说清楚：旭日旗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面普通的装饰旗。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从南京到东南亚，日军士兵就是举着这面旗一路烧杀。十四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超过三千五百万人。

韩国文体部曾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禁止旭日旗出现在奥运赛场，理由是“该旗帜曾经在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中广泛使用，会令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联想到痛苦的历史”。

钧正平工作室的评价一语中的：这面曾沾满侵略血污的“战犯旗”，属于被国际足联明令禁止的标识，绿茵场容不下军国主义遗存。换句话说，这面旗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眼里，跟纳粹的万字旗是一个性质。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他知道，为什么还要披？他的解释是：那节课讲的是明治维新，他想让老师看到自己下了功夫，“想表现自己”。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节课基本没有中国人”。你听出来了吗？他觉得没有中国人在场，就没关系。这个逻辑，才是整件事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它意味着一套极其危险的认知系统在运转：伤害民族情感这件事，不是取决于我做没做，而是取决于有没有自己人看见。

而他据说来自南京这件事，让这套逻辑更加刺眼。

南京是什么地方？

是三十万同胞惨遭屠戮的地方，是每年12月13日全城警报响起、车辆停驶、行人驻足的地方，是2018年12月13日正式施行《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的地方——这部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禁止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

偏偏就是这座城市，偏偏就是一个据说从这座城市走出去的年轻人。


南京，为什么总是南京

我从不地域黑。

这篇文章更不是为了地域黑。南京99.99%的人，绝对没有忘记那段悲惨历史。每逢国家公祭日，无数南京市民自发前往纪念馆悼念，纪念馆留言墙上写满了“勿忘国耻”。

精日媚日，仅仅只是一小撮变态分子。

但恰恰是这一小撮，在这座城市里反反复复地冒出来，让人不得不问一句：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拉出来看看。

2018年2月，唐某、宗某在南京紫金山邵家山抗战碉堡遗址前，换上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拍照合影，上传网络，严重亵渎民族感情，二人因构成寻衅滋事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分别予以行政拘留15日。

同一年，南京公安机关先后依法打处7起“精日”行为案件。其中“黑龍會”组群案件令人触目惊心——案发前其主要成员已建立或加入的“精日”群组共20余个，群成员总人数达到4800余人，发布的“精日”言论不计其数，频繁发表辱华言论，宣扬民族劣等论，大肆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美化侵略战争，侮辱革命先烈。

同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当天，南京籍的于某在其担任群主的QQ群内，发布“我们的英雄！斩杀100余条满洲贱猪！”等违法言论，被行政拘留。

2022年7月，南京玄奘寺被曝光供奉侵华日军战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的牌位。供奉者吴啊萍明知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仍出资设置牌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严重伤害民族感情，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再到今天，一个据说是南京人的留学生在国外大学课堂上宣扬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

一座被屠杀了三十万同胞的城市，竟会不断出现精日媚日、美化日本侵华历史、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

我不禁想问：一个集体记忆如此沉痛的城市，为什么“忘记”的人反而格外多？

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叫创伤后成长，说的是人在经历重大创伤后，可能发展出更强的同理心和群体凝聚力。

但心理学里还有一个更阴暗的词，叫创伤重复——创伤没有被妥善处理时，个体会不由自主地重复与创伤相关的模式，哪怕这种重复是自我伤害性的。

把这两个词放在南京的语境里，或许能看出一层深意：那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下都埋着白骨，每一条街道都曾被鲜血浸透。当这种巨大的历史重量无处安放、无法被真正“消化”时，极少数人会选择一种最病态的方式来处理——不是铭记，而是否认；不是愤怒，而是逃逸。

他们披上侵略者的旗帜，本质上是在替自己卸下“南京人”这个身份所承载的重量。


“道德推脱”

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道德推脱。

说的是人有一种心理能力，通过一系列认知机制，让自己在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时，内心不受谴责。它像你脑子里的一个律师，专门替你的错误行为辩护，让你“心安理得地做不道德的事”。

道德推脱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叫责任转移——我不是自己想干的，是别人让我干的。

这封道歉信里最刺眼的一句恰恰是：“一切行为均是应学校外教老师要求。”

你品品这句话。

它不是在道歉，它是在卸责。

它把“我披了一面伤害了整个民族的旗”这件事，重新包装成了“我只是在完成作业”。

一旦责任被转移出去，行为的道德重量就被抽空了。至于外教是否真的明确要求过“披旭日旗完成外拍”，在俄罗斯历史课堂这个特定情境下，本身就极其可疑。

俄联邦法律明文禁止在公共场所展示纳粹及军国主义符号，轻则罚款开除，重则驱逐出境。但即便退一万步，老师布置的作业越过民族底线，一个成年人也有拒绝的能力和责任。

班杜拉还描述过另一种推脱策略：有利比较。

通过把自己的行为跟更严重的事情对比，来弱化行为的严重性。

“我只是披了一下，又没有真的伤害谁”——这种心理操作，把一面浸透同胞鲜血的旗帜，降格成了一块布料。


当“爱国”变成一种表演

但我不满足于“道德推脱”这一个解释。这件事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心理机制。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认同会经历复杂的变化。

一项基于俄罗斯托木斯克市中国留学生的民族志研究指出，当地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存在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相对薄弱的表现，包括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等。

留学期越长，内群体偏好反而可能减弱——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国外待得越久，对“自己人”的界线反而可能越模糊。

听起来是好消息，对吧？

但反过来说也成立：有些人恰恰因为模糊了这条界线，反而需要更激烈地证明自己“没有背叛”。

这件事最让人不舒服的细节，不是他披了旗，而是据现场留学生说，当有中国同学上前质问时，他回了一句“八嘎呀路”——当年侵华日军用来欺压中国人的那句脏话，从一名中国留学生嘴里说出来，怼的还是自己的同胞。

这不是简单的“犯了错误”，这是在同胞面前表演“我不是你们这边的人”。

有些留学生在海外，会经历一种特殊的身份焦虑。

一方面想融入当地圈子，一方面又被自己的文化背景拽着。这种拉扯之中，极少数人会选择一个危险的出口：通过否定自己的出身、贬低自己的群体，来换取某种“更高的身份认同”。

他用日语签名、穿和服、以日本人自居，这些行为串在一起，指向的不是“研究兴趣”，而是一种病态的身份逃逸——他想逃离“中国人”这个标签，却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于是选择了一个最具破坏性的方向。


最该被追问的，是土壤

但只把矛头对准一个留学生，远远不够。

问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什么让“精日”这两个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了生长的土壤？

答案的一部分，就藏在我们每天刷到的热搜里。

高喊“太君威武”、多次公开辱骂国人的那位，却日常被国内媒体和资本捧着，热搜不断霸榜，日进斗金混得风生水起，被网友扒出曾用“支那猪”形容同胞，直接被北京日报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

罚了吗？没有。
封了吗？没有。
凉了吗？也没有。

一边是普通人在抗战遗址前穿一次日军军服就被行拘十五天，一边是公众人物年复一年地喊着“太君威武”、骂着“支那猪”，照样接广告、上综艺、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法律对普通人严、对名人软”的双重标准，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

社会学习理论有一个基本结论：人们的行为，更多是被“看到什么被奖励”所塑造的，而不是被“听到什么被禁止”所塑造的。

当一个拥有巨大流量的公众人物年复一年发表精日辱华言论却毫发无损，他的每一次热搜、每一笔收入，都是在给那些摇摆中的年轻人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样干，没关系的。你照样可以出名，照样可以赚钱，照样可以被捧。

这就是榜样效应最阴暗的一面。

那个留学生在课堂上披旭日旗的时候，他脑子里或许有无数个参照系。但如果那些参照系里，恰恰包括了一个又一个活得风生水起的“精日名人”，你还觉得他的行为是“偶发”的吗？

浙江宣传在一篇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精日”之所以病态，根源在于这些人并非单纯喜爱日本文化，而是在精神上将自己等同于日本人，极端崇拜日本而仇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把个人价值观与日本右翼势力捆绑，为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洗白。而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此群体过于包容，“喜欢日本无罪”“文化差异而已”之类的话术，不断稀释着本该有的底线意识。

精日媚日、美化日本侵华历史、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不客气地说，社会舆论对此过于包容，现行法律对这类历史虚无主义、逆向种族主义的处理，太轻了。

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同年《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作为全国首部国家公祭地方立法落地实施。但从实践来看，大量的精日行为仍然只被处以行政拘留数日，违法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

有评论指出，“过去治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罚得太轻，治安拘留几天，出来改个网名照旧，震慑效果有限，等于在变相纵容”。

十五天出来，换个马甲，继续。


道歉不是终点，甚至不是起点

他录了道歉视频。戴着墨镜，捂着口罩，看不清脸，手里拿着平板，鞠了个躬。

网上有一句话说得狠，但说得对：“他不是知道自己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承担后果了。”

心理学上，区分两种道歉很重要：工具性道歉和内化性道歉。

前者是为了止损——平息众怒、保住学籍、避免进一步惩罚。
后者是真正认知到了行为的道德性质。

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后果，后者关注责任。

一个把“应外教要求”挂在嘴边的道歉，更像哪一种，读者心里有数。

但我想说的重点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披旗的人——只是在不同的情境里，披着不同的旗。

一个留学生在异国课堂上面临一种复杂的处境：老师的期待、同学的眼光、作业的压力、身份认同的拉扯。在某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接受的选择。

但如果把这归结为“他就是个坏人”，然后划清界限、转发声讨、到此为止，那这件事就白发生了。

更要警惕的是，据外媒披露，日本大型众包平台CrowdWorks长期付费招募作者，以每条视频2000至4000日元的报酬批量炮制抹黑中国的短视频，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的认知战从未停歇。

当我们只盯着一个留学生的错，却忽略了那套正在默默运作的认知渗透机制，我们就输掉了更大的一盘棋。


我们能做什么，比能骂什么更重要

2025年，中国教育部已经两次发布留学预警，提醒出国留学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签证政策突变、学历认证衔接障碍等多重风险。

但比这些制度性风险更隐蔽的，是文化认同层面的风险。

我们的留学教育在送学生出去之前，做了大量语言培训、签证指导、安全须知。

但几乎没有系统性的民族符号敏感性教育。

什么叫民族符号敏感性？

就是让每一个出国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哪些符号在哪些文化语境下，意味着什么。旭日旗在中国和韩国的含义，跟在日本国内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俄罗斯展示军国主义符号的法律后果，跟在其他国家的后果也完全不同。

这些知识，不应该靠踩了雷才学会。

驻外使领馆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2308全球领事保护热线”、领事保护APP、与高校国际学生部门的定期沟通机制，都在为海外学子提供全链条的安全保障。

但这些机制更多回应的是“出事了怎么办”，在“如何不出事”这件事上，还有很大的空白。

而在国内，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重的法律处罚，还有更清晰的舆论导向。不能再让“精日名人”霸占热搜，不能再让侮辱民族底线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平台有责任，资本有责任，每一个转发点赞的手也有责任。

正如浙江宣传所言，治理“精日”需要从法律严惩、平台封堵、加强真实历史教育三方面共同发力，让精日行为付出代价。


最后

走出国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贴着“中国留学生”的标签。

你可以不选择铭记，但至少不能背叛；你可以不理解苦难，但至少不能亵渎。

先辈的苦难不是用来博眼球的筹码，民族的伤疤更不是用来彰显特立独行的工具。

历史的底线，放之四海而皆准；
民族的尊严，到哪里都不能丢。

但我也想对每一个正在海外独自面对复杂世界的年轻人说：身份焦虑不是你的错。在一个文化冲击、语言障碍、归属感缺失的环境里，偶尔感到迷茫、感到想融入、感到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些都是正常的。你不是第一个经历这些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问题在于，当你感到迷茫的时候，你选择往哪个方向走。

你可以选择用更深的了解来锚定自己——去读那些你以前没读过的历史，去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认真对话，去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真正的桥梁，而不是用一面伤害自己民族的旗帜，来换取某种虚假的“被接纳”。

那面旗，不该披在任何一个中国孩子的肩上。

不是因为怕被骂，而是因为，那片血色的光芒照亮的不是勇气，是遗忘。而一个连自己从哪来都忘了的人，走到哪里都是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