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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用手帮着推人力车上坡，如此等等，简而言之，看一下在上海这个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建筑群，人们就会震惊于这个通商口岸与中国传统城市非常类似。例如在宋朝名画《清明上河图》的精致描绘的那样，凝视这幅画，追忆近代上海的生活，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像12世纪的开封城市生活重现于20世纪的上海。漫步于近代上海的街头，你可能还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上海的弄堂宛若“城市里的村庄”，居民就像“城市里的村民”。³²
图36 民国时期的上海，独轮车这种古老的运输工具还继续在为公众服务。这里，6个工厂里的工人坐着可搭载8名乘客的手推车回家。女工是这种运输工具的典型主顾。（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西方
日常生活中累积下来的风俗习惯可能是变革所要攻克的最后堡垒。一位上海市民可以参与政治或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同时可能继续保持着他（她）日常生活中的旧习惯。一个人可能是现代社团的活跃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或是常去教堂的基督徒，同时又有可能是街坊小店的忠实顾客，喜欢坐在老虎灶旁与邻居聊天，或是在大饼店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张大饼。事实上，上海工人阶级居住区里的熟水店经常是劳资纠纷期间为组织罢工进行社交集会的理想场所。³³一个女工可能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但她的家庭日常生活(例如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早晨生煤炉)并没有什么变化。³⁴人们日常生活中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变化并不矛盾（至少不是立竿见影地产生矛盾）。
显然日常生活中传统的顽强，部分是由于人们缺乏现代设施的结果。例如，电冰箱或是煤气供应的普及，可能会明显地改变人们的购物习惯，使得街坊小店落后过时。但是，让传统得以持续的动力在本质上不是物质的而是文化的。因此，中国的制度不应当以“源自西方的城市化模式”为标准来衡量，并由此被判断为是落后的或劣等的。³⁵事实上，有理由认为，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因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街坊生活而对此怀念不已。这就是为什么，就像巴斯特（Bestor）告诉我们的，东京的公共浴室（桑拿）“仍旧被人们频频光顾，作为当地居民的社交中心，连那些家里能洗澡的人也情愿去公共浴室感受那种同气相求的气氛”。洗完澡后，顾客经常停下“回家的行程，去购物，同朋友聊天，或去餐馆吃碗面条”³⁶。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家E. N.安德森(E.N.Anderson)会担心，在未来新的富足的世界里，中国美食“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街头饭摊和简陋小饭馆”里提供的种类繁多的传统大众化小吃的消失。³⁷
压倒多数的证据表明：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上海是强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传统主义潮流的中心，此种传统主义可理解为中国本土事物的连续性或恒久性。尽管如此，无论是在中国人还是在外国人的头脑里，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形象却是挥之不去的。实际上，上海一直被持各种政治信仰的中国人刻板地看作是外国侵华的“桥头堡”。在西方，这座城市经常被描绘成游离于中国之外的孤岛。即便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把这座城市简单地称之为“另一个中国”“在中国但不属于中国”“中国本土上的一座外国城市”，等等。³⁸
对“真实的”中国而言，上海是外来事物。与这一城市形象相一致的是近代上海人一直被固定化地看作或多或少与他们的同胞有点不同的另一类人。如同大多数对一特定城市的人（比如纽约人）的一般性看法那样，“上海人”的形象是广为人知的，却很少有人能够清楚明确地予以表达。而且，像对所有的群体一样，对“上海人”概括性的描述将冒着对这个群体形成刻板成见的危险，并可能导致对概念的曲解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在对此有所警惕的前提下，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上海人”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有点特别，但却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方面，上海人的分类标准是含糊的、不明确的。上海人既不是由出生地，也不是由语言决定的——尽管这两个因素在中国对于确定个人的地方身份是极为重要的（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如前所述，大多数上海人不是出生在上海，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口音说着上海地方方言。另一方面，“上海人”这一概念又是独特的、明确的，没有人会弄错它的意思。直到今天，很多上海人认为在上海的大街上、商店里或是公共汽车站，仅根据一个人的举止和外貌就能够很容易识别出他（她）是不是上海人。这种说法显然有些夸张，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上海人——即使他离开上海多年并住在远离上海几千里的地方，仍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或此人仍自认为是上海人。³⁹
像这种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格化的上海身份”——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可以由此引出的意义远大于上海本身的研究。为了把上海身份认同与中国研究中的其他重要主题联系起来，这一研究需要召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是心理学家从事跨学科研究。对本书而言，我们的目的是看一看在形成这一有趣的、富于想象力的，然而又是实实在在的身份认同过程中，西方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探索西方的作用时，上海身份的一个基本方面也必然得到了阐述。
为了试图回答“谁是上海人”这个问题，并在学术背景中阐明“上海人”这一概念，历史学家熊月之写道：有资格成为上海人的一条标准是“见多识广，仰着头看高楼看半晌，围着外国人看半天，对着橱窗面露讶异之色，大抵不是上海人”⁴⁰。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上海人中》，作家余秋雨指出上海人共性的形成必须追溯历史：“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⁴¹在1943年写就的题为《到底是上海人》的散文中，作家张爱玲，这位被誉为“最能触摸到老上海感觉的作家”，指出上海人在社会上用一种精细和非凡的平衡感来为人处世。⁴²这就是说，这种平衡感之一是上海人并不迷信“完美的典范”，包括西方在内的典范。关于“完美”这一概念，就像张爱玲描写的那样，上海人会对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完美只能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灰姑娘）的童话里找到她的地盘。⁴³
这种成熟也反映在上海人对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对西方人的态度中。上海以其是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温床而著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同时又因“崇洋”倾向而受到谴责，这种“崇洋”倾向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的地位。两种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人产生误解。上海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要比这两种形象所传达的更冷静、更平和、更练达。居住在这样一个由不请自来的外国强权统治下的安定繁荣的城市里，而这种安定繁荣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遇之中。这种两难就是一边要抚平受伤的民族自豪感，一边又对西方欣赏崇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以某种方法成功地找到了一个舒适而又平衡的支撑点。可以这样说，道教“顺其自然”的哲学观，糅合了一点幽默感，则画出了上海人的特性。
事实上，全盛期的民国上海，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45年战争的结束，几乎没有爆发过特别重大的针对西方人的排外抗争事件。这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在这20年里日益加剧的日本侵华危机，这一情况首先使反日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运动。但是，与西方人几十年的共同居住和彼此间的高度熟悉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居住在这一世界性城市里的中国人和西方人达成了完美的和谐的关系”这种说法是天真的，但至少这些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互相熟悉的，每天又能见面，他们在不断地适应环境，彼此逐渐和平共处。
通常，出生于中国的上海人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处理与出生于外国的“上海人”的关系。⁴⁴一些用扭曲的聊以自嘲的消遣方式而产生的地方方言就说明了这一现象。在外国公司或家庭工作的中国佣人通常被他们的老板呼为“boy”，上海人把这一带有贬损意思的称呼改写成了一个滑稽的名字：1309（因为在一些人眼里，英文“boy”看上去像手写的1309这个数字）。被外国人踢了一下（许多中国黄包车夫被外国巡捕用靴子踢过）被称为“吃外国火腿”。“洋盘”一词的意思是“愚蠢”，它起源于上海股票市场的一种术语。⁴⁵“拉三”起源于“Lassie”（少女）一词，指的是散漫的、轻佻的女孩。“咸水妹”是英文“handsome maid”（漂亮的女孩）的英译，指的是专接外国顾客的中国妓女。因为“咸水”暗示着海洋，海洋暗示着外国人，这个词是一个双关语。“伽门”是起源于“German”（德国）一词的上海方言里的形容词，意思是“冷漠的、不愿意的”，这反映了德国人在上海中国人心目中保守和不易激动的印象。当西方人被视为高人一等之时，上海市民却称在上海社会地位低下的苏北人为“法国人”（韩起澜曾对苏北人做过研究）。⁴⁶
像以上这些方言数量众多，但反映的仅是对待西方的社会态度中的极少部分。张爱玲曾经说过：由于古老的政治和社会争议，上海人采取了一种由“疲劳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⁴⁷。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且根深蒂固于人的思想，但是在政治事件中几乎看不到，也很少在有关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
无论如何，在盲目排外与谄媚崇洋两者之间的平衡，揭示了上海人在某种程度上的老于世故。对于内地居民来说，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对国外的一些事物仍是敬畏或愤慨的，就是这种老于世故使得上海人与他们不同。因此有两个因素使上海人与内地居民之间产生了距离：除了居住乡村小镇的人们通常怀有的对大都市的妒忌和厌恶外，还有在对待西方事物的经验方面，上海人处处显得与众不同。换句话说来说，“上海人”有着双重含义：它不仅仅是城市居民，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西化了的城市居民。在上海，“外地人”一词（指来自其他省份而并不指他的出生地）含有乡下人的意思，完全不管这个“乡下人”是否有可能来自另一个大城市。⁴⁸历史学家陈旭麓（1918—1988）描述了一个与上海都市魔力相关的通俗的见解：“这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皮和扁鼻子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⁴⁹这儿的“单眼皮扁鼻子”被视为长得不漂亮的标志，这也反映出社会普遍赞同西方人双眼皮高鼻梁的审美取向；“卷发”也有着同样的含义。由于上海的西方“成分”，都市的优越变成了“上海的优越”。
我们会碰到明显的矛盾现象：若上海人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在各方面保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上海的城市形象及其居民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如此不一样？如果在其他中国人的眼里，近代上海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印上了“西方”的痕迹，那么这种烙印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就如我前文指出的，需要做广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