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周总理一直辅佐毛主席的原因。
周总理曾説：“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决策不对，表示坚决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在中国革命和建没的几十年中，两位伟人谁也离不了谁，他们俩是一生最亲密的战友。


周总理能在毛主席身边站几十年，不是因为没主见，也不是只会顺着走。
真往深处看，他知道毛主席的分量在哪里，也知道自己该把力气使在什么地方。中国革命那条路，风浪一阵接一阵，能陪着走到最后，光靠忠心不够，还得有眼力，有分寸。

早年间，周总理在党内外的名望和地位，其实都在毛主席前头。
可局势不是看谁牌子响，打仗更不是摆资格。跟蒋介石斗久了，跟反“围剿”较量深了，周总理越来越看清，中国革命要想活下来，不能死守城市那套办法，得把农民组织起来，得从农村往城市逼。

这条路，毛主席看得最早，也最透。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解除毛主席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周总理反对；一九三二年十月解除毛主席第一方面军政委职务，他也反对。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和毛主席、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建议改设总政治委员，由毛主席担任。七月二十九日，他又专门写信，坚持这个主张，说若由自己担任，容易多头指挥，毛主席的经验和长处反倒施展不开。八月八日，中央局任命毛主席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一步，不只是人事安排，更像是周总理把自己认准的那条路，摆到了全党面前。

真正见周总理分量的，是遵义会议前后。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西那条路又走不通。通道会议采纳毛主席放弃湘西、转向贵州的主张，局面才缓过一口气。等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进了遵义，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还陷在湘、黔、川、滇敌军重围里。周总理会前主动找人谈，会上先把问题点透，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是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这等于把毛主席的看法稳稳托住了。

可他没有把人逼到墙角，转身又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照实说，这责任不该主要由他背，博古让李德独揽军权，周总理不少意见根本进不去。可他还是认了。这一认，不是糊涂，也不是软弱，是替全局留余地。毛主席负责把路指出来，周总理负责让这条路走得通。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中国革命从那时起，才把舵扶正。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也不是事事都和毛主席一个想法。
经济建设怎么搞，速度要不要压得那么快，两个人想得并不完全一样。
从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高层一直有两股劲在较着，一股嫌慢，一股主张稳一点。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已经两度露出冒进苗头，他心里越来越警觉，所以后来不只是防冒进，已经是明摆着反冒进。

毛主席一再强调反保守、反右倾，周总理没有硬碰硬，而是换了个提法，把经济工作也放到反“左”、反“右”两个极端里去讲，实底下还是在给反冒进找一个站得住脚的位置。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的报告里，写进了急躁冒进是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个意见被接受了，也让“左”的偏差收了收。
真正熬人的，是明知自己心里有数，却还得把委屈往肚子里咽。
一九五八年春天，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一个接一个，反冒进成了挨批的对象。周总理不得不作检查。范若愚后来回忆，那篇检讨稿，是周总理自己一点点磨出来的，说一句，停一句，有时五六分钟接不上下句，熬到深夜十二点还理不顺，苦思到凌晨两点，依旧不能成章。邓颖超在旁边看着，心疼得不行。

周总理不是不会写，也不是不懂怎么过关，他只是知道那份检讨里有些话并不贴着自己的心。可他还是一字一句改，一段一段补，把稿子送去传阅。别人提议删掉一些重话，分量轻了些，事情也就过去了。那不是因为他没脾气，是因为他知道，一旦真顶起来，伤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整个党的筋骨。
到了大动荡里，周总理更难。很快看出，这不是寻常风浪，而是一场会把党和国家拖进深坑的灾难。可局面已经起来了，硬顶不行，只能一边扛着，一边往回拽。

说到底，周总理始终辅佐毛主席，不是一个“顺”字能说清的。
他反对过，也坚持过，可他更懂，毛主席那种把大局攥在手里的能力，不是随便谁都替得了；他也更懂，局面越乱，身边越不能少一个稳得住的人。一个负责开路，一个负责撑船，这两股劲拧在一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才算一步一步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