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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一营六百八十五人,曾国藩把这笔账算到了极致

<<< 第二期 <<<
晚清的一支军队,一营究竟该有多少人?

淮军的建制给出了明确的定额:一营六百八十五人。扛枪的勇丁五百来人,长夫一百八十人,再往上,是营官、哨官那一层官长。

这个数字是曾国藩沿用湘军营制时形成的一套成熟定额。而且,这套编制几乎原样移植到了淮军。

同治元年,曾国藩在安庆检阅成军。

他面前这支新军,从营官到伙夫,穿的、拿的、吃的、领的,样样照搬湘军。有人问起淮军的底细,曾国藩回信说,今淮勇一法湘勇之营制营规。

然而,曾国藩为何愿意将这套安身立命的军规,倾囊授给一位安徽籍的幕僚?



要解开此中因果,需先看透湘军这套营制背后的实战价值。

曾国藩练湘军,头一条就是跟绿营对着干。绿营是朝廷的正规军,全国五六十万,兵有兵籍,父退役,儿子补他的缺,吃皇粮。看似规模庞大,实则内里早已腐朽。

王尔敏在《淮军志》中,将绿营的积弊归纳为以下几条。

其一,兵饷微薄,士卒往往需私下谋生以求糊口。

其二,汛地过于分散,导致兵力星散各。

其三,战时临时抽调各省兵勇,致使将不知兵,兵不识将,难以凝聚战力。

其四,吃空饷成风,士卒缺额不补,军饷多入官长私囊。

其五,遇有征调,正兵惮于远征,往往雇佣游民乞丐冒名顶替。

其六,日常操练形同虚设,徒具观瞻。

这样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战争里暴露出了严重的战斗力问题。

在曾国藩看来,绿营已是积重难返,唯有另起炉灶。他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

一条叫舍兵就勇,不用绿营旧兵,另募乡勇,专招乡下种地的农夫。

另一条叫束伍之法,学的是明朝戚继光《纪效新书》的编伍功夫。

戚继光的这套治军之法,讲究的是层层节制、严密统属,将散兵游勇紧密编织成一个整体。他说,古人各色阵法,皆在于编伍时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则虽畎亩之夫,十万之众,一鼓而就列。

两军尚未列阵,胜负在编伍确立的那一刻,便已分出高下。


这套治军理念落实于军制,便化作了一营五百战卒的森严编制。

一营设营官一人,底下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又分八队,两队抬枪,两队小枪,四队抡刀矛。营官自己还留着六队亲兵,两队劈山炮,三队刀矛,一队小枪。

整营数下来,三十八队,像一台机器,每一颗螺丝都卡在死位置上。

如此细致的定额,核心在于实现上下相维、将兵一气。将领招募亲信,亲信统率乡人,层层节制之下,全营结成一个利益与生死的共同体。临阵之时,调度自然如臂使指。

这套营制中极为精妙的一环,在于那一百八十名长夫。

长夫不是兵,不扛枪,专干粗活。搬火药,挖壕沟,抬军装,筑营垒。一营配一百八十个。

这一招是曾国藩的得意之作,也是湘军跟绿营最大的不同。

绿营的兵,得自己挑担子、自己挖工事,累得半死,哪还有力气打仗。曾国藩干脆单设一帮人干这些,让正兵专心操练。王尔敏说,长夫这活,已经带上了近代工兵的影子。

后来光绪年间,户部嫌长夫费钱,要裁掉。

李鸿章急了,上了一道长长的折子。他那支淮军,光后门枪就领了两万杆,后门炮三百七十多尊,一门炮几万斤重,一发开花弹五六百磅,没长夫,有炮也等于没炮。

他撂下一句,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曰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


现在回到那个问题。这套看家本事,曾国藩为何会交给李鸿章?

因为他对李鸿章的器重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已有近十年的期许。

早到咸丰三年,曾国藩还在衡阳练兵,听说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就给江忠源写信,说这李少泉,大有用之才,你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背地里,他早把李鸿章和郭嵩焘几个,并称为丁未四君子。

咸丰八年,李鸿章从安徽跑到江西建昌,投进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闻李少荃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营会,为之欣喜。

一个幕僚来投,他高兴成这个样子。

李鸿章进营不到十天,曾国藩就跟他商量去招淮北的马队,想用两淮人擅长骑马的劲儿,补湘军不会骑马的短板。他说,将来马队断非我湘人所能擅长。这事后来没成,招马勇的人被地方挡了回来。可曾国藩的心思已经藏不住了,他想用安徽人,补湖南人的缺。

到了同治元年,要派一支新军去守上海,曾国藩最终把组建新军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安徽人。

他将湘军的营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李鸿章。其初衷,是借用现成且森严的军规,将这群桀骜的乡野悍卒约束成军。但淮军也并非不知变通地生搬硬套。

湘军阵亡恤银减半后是三十两,淮军给到五十两。湘军扎营,一营一垒。淮军有时候一营两垒。

刘铭传他们攻福山,还琢磨出一套翻墙子的绝活,先筑一垒守着,再往前筑一垒,把兵挪过去,如是回环,往敌垒一寸寸碾。

再到上海,见了洋枪洋炮,淮军更是把营制改得面目全非。那是后话。

一支军队的编制,往往决定了其在战场上的底色。

绿营因积弊太深而成为一笔难以理清的烂账,吃空饷、雇顶替,导致其丧失了战斗力。湘军的建制,则是曾国藩以乡农、编伍、长夫环环相扣,一笔一笔严密算定的定额。

淮军继承了湘军的衣钵,同时又在实战中融入了自己的变通。五百来名勇丁,一百八十个长夫,再加一层官长,合起来六百八十五人。

这套六百八十五人的营制,后来随着湘军、淮军的扩散,成了晚清军制里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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