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9日，以色列反对派“民主党”主席亚伊尔·戈兰在里雄莱锡安接受采访时表示，暗杀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理由是这一行动没有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作为退役少将，戈兰曾在开战初期支持此次行动，随后于4月开始质疑其对以色列安全的影响。
戈兰的判断主要着眼于权力交接的结果。他认为，哈梅内伊已经86岁，长期执政的年长领导人具有一定可预测性；将其清除，未必能够削弱对方，反而可能让更强硬的人掌权。

他还表示，继任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受到伊朗强硬安全精英的控制。这些是戈兰对战争后果的判断，而非对继任者实际决策能力的确定结论。
戈兰进一步批评内塔尼亚胡，认为其设定了推翻伊朗政权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没有制定保障战后局势的外交战略。
他同时表示，刺杀原本可能成为转折点，前提是随后推进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地区外交行动，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一方案如何实施。
这使争论从行动是否成功，转向军事成果能否转化为长期安全。

要理解这一争论，需要回到2月28日的突袭。
当天，以色列响起防空警报，德黑兰随后出现爆炸和浓烟，美以对伊朗发动联合打击，哈梅内伊在袭击中死亡。相关节目以“史诗之怒／咆哮雄狮”概括此次行动，并将针对领导层、通信网络和系统设施的打击作为复盘重点。
此次行动不仅造成军事损失，也影响了信息传播和组织运行。

因此，它不能仅被理解为一次针对特定设施的空袭：领导层遭到打击、通信受阻以及相关设施受损，共同构成了对原有运行机制的冲击。
哈梅内伊死亡的消息，则进一步将权力交接和局势变化推到讨论中心。
与主要针对核设施的打击相比，这次行动涉及领导层、通信系统和组织协调能力，关注点因而从“损失了哪些设施”转向“原有决策机制能否继续运转”。
哈梅内伊长期掌握最高权力，其死亡可能引发继任安排、安全体系和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连锁问题。
个人被清除，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随之得到解决。继任程序能否有效推进，是这一连锁反应中的关键环节。

最高领袖的继任并非简单的人员替换，还涉及候选人的宗教资格、各方支持、安全机构态度和社会接受程度。
如果程序迟缓，或者相关方面存在分歧，临时安排就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冲突的影响也不限于伊朗内部。
将海湾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纳入分析，指出即使地区国家不希望卷入战争，也需要应对本国基地、能源运输和领空安全面临的风险。
伊朗对地区基地和邻国相关地点的袭击，以及海峡通行受到影响，使这些风险成为实际问题。

军事行动一旦扩大，地区国家就需要在外交协调、安全防范和避免卷入冲突之间作出选择。
这也引出了“威慑”与“强迫”的区别。前者是为阻止对方采取某种行动，后者为要求对方改变已经采取的行动。
如果军事行动的目标从打击特定能力扩大到政权更迭，就不再只是如何施加压力的问题，还必须面对后续治理责任和局势失控的风险。
行动目标越广，军事手段与政治结果之间的距离就越需要被认真审视。

因此，从第一天的战况到继任机制，从社会反应到海湾国家的安全与运输风险，这场争论始终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军事打击之后，决策者能否控制随之而来的变化。

战争一旦启动，其发展未必继续服从最初的计划，清除一名领导人也不能替代对后续局势的安排。
截至2026年10月12日，美伊谈判仍未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