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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史记·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亲手写下了四个字："身死东城"。

而东城，是今天安徽省定远县，与乌江渡口相距约一百二十里。

这行字，放在两千年里，几乎没有人认真看过。

——《壹》——

垓下的那一夜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冬，垓下。楚军十万，被汉军六十万重重包围。粮草断绝，援军无望，汉将韩信布下十面埋伏，把这支楚国最后的大军压缩在一座营垒里动弹不得。

入夜后，四面响起了楚歌。

这不是偶然，是刘邦的谋士张良和陈平策划的心理战术。汉军中懂楚地歌谣的士兵，被派到营垒四周，轮番高唱。声音在暗夜里一圈一圈漫开，钻进每一个楚军士兵的耳朵。

项羽听到了，大惊，跳起来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他醒来，开始饮酒。虞姬在旁边，两人对坐。

《史记·项羽本纪》记下了那首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罢，项羽流泪。左右皆泣，无人能抬起头。

这是项羽最后一次在营帐里见到虞姬。

天将明时，他点齐八百骑兵，趁夜南突。天亮后，汉军才发觉，刘邦随即派灌婴率五千精骑追击。

淮河边，项羽的队伍走散了大半，渡过淮河之后，跟上来的只剩百余人。

继续南行，到达阴陵。

项羽在阴陵问了一个路人，对方指错了方向，把他们引进了一片沼泽。楚军陷入泥泞，耽误了大量时间，汉军追兵越来越近。

等到冲出沼泽、重新向东，跟在项羽身边的，只剩二十八骑。

这二十八个人，跟着他到达了东城。

——《贰》——

东城快战

东城，在今天安徽省定远县境内。灌婴的数千骑兵追了上来，把项羽和他的二十八个人团团围住。

《史记·项羽本纪》记下了项羽在东城说的话——"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把二十八骑分成四队，约定在山的东面再会合，随后分四个方向冲入汉骑的包围圈。

汉军几千人，被这二十八个人冲得人仰马翻。项羽斩了一员汉将，劈了一面军旗，四队人马分散冲锋，在东山下重新集合。

损失了两个人。二十六骑回来了。

项羽问他们："怎么样？"左右皆答："如大王所言。"

东城快战结束后，《史记·项羽本纪》的叙述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

亭长说，江东虽然小，也有千里之地、十万人口，足以称王，请项王赶紧登船，他的一只船足够，汉军追来也无船可渡。

项羽笑了，摇了摇头。

他说，当年他带着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北上，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就算江东父兄可怜他，让他称王，他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

他把那匹跟了他五年的乌骓马送给了亭长。

随后，他带着那二十六骑，弃马步战。

汉军蜂拥而上，项羽身被十余处伤，仍斩杀汉军数百人。在乱军中，他认出了熟人，汉骑司马吕马童，曾经和他一起打过仗的人。

他说："我听说汉王以千金黄金、一万户封邑购买我的首级，我把这个好处给你。"说完，自刎。

吕马童、王翳、杨喜、杨武、吕胜五名汉军骑将争抢他的身体，拼死格斗，互相踩死数十人。最终，项羽的尸体被分成五块，五人各得一块，各自封侯。

这是《史记》正文记载的场景。发生在乌江边上，项王死于此地，两千年来，人们都是这么读的。

但是，在这同一卷传记的末尾，司马迁写下了自己的评论，也就是"太史公曰"。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明确写了：身死东城。不是乌江。是东城。

——《叁》——

冯其庸的那篇文章

2007年，学者冯其庸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文章：《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冯其庸是著名的红学家，也是严肃的文史学者。

他在文章里做了一件简单的事：把《史记·项羽本纪》正文里的乌江场景，和"太史公曰"里的"身死东城"放在一起，问了一个问题——这两段话，哪一段是司马迁真正的结论？

他的判断是："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写完整篇传记之后，对这个人物作出的最终总结，代表史家最后的定论。那里面写的是"身死东城"，清清楚楚。

正文中的乌江场景，冯其庸认为，是从流传的民间故事中采录而来的，与"太史公曰"的权威表述存在矛盾。

他还指出了地理上的问题——东城，也就是今安徽定远县一带，与乌江渡口（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之间，相距约一百二十里。

从东城快战结束，到所谓乌江自刎，这之间的路程和叙述，存在跳跃。

他得出结论：项羽死于东城，乌江自刎之说，是对《史记》的误读，被后世元杂剧的广泛演绎不断放大，最终成了人人皆知的"历史常识"。

——《肆》——

反驳与争议

冯其庸的文章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另一种声音。

2010年，《文史哲》第二期刊发了袁传璋教授约一万八千字的长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平议》。

袁传璋逐条辩驳。他的核心论点是："身死东城"这四个字，不应理解为项羽在东城的地界上倒下，而应理解为项羽在东城这个地方说出了"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确定——"死"是结果的宣判，不是动作发生的地点。

对于正文的乌江场景，袁传璋认为，这段叙述细节之丰富、对话之真实，不像是民间传说的痕迹，更像是当年在场者的亲历记录。

亭长说了什么，项羽说了什么，马送给谁了，哪五个人分了他的身体，每个人后来封了什么爵，这些档案级别的细节，无法是杜撰的。

与会的学界人士还整理了一条重要的物证链。

今安徽和县乌江镇的霸王祠，据考证始建于唐代，历代均有修缮，庙中留有历代文人留下的碑刻与诗文，其中不乏唐宋名家之作。

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就是站在乌江边上写的。

2009年，在江苏相关学术机构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经过梳理各类文献与实地考察，得出结论：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的说法是可信的。

冯其庸的"身死东城"说，被认为是研究方法上存在商榷之处。

至今，乌江说仍是历史学界的主流立场。

但是，这场争论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不在于谁赢谁输。《史记》里，司马迁在正文里写了乌江，在总评里写了东城。

同一个人，同一卷传记，留下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叙述。

这个矛盾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在面对一段无从核实的极端场景时，也不得不在真相与传说之间寻找某种折中。

项羽那二十八骑，从东城突围之后，没有一个人留下亲历记录。

乌江边上发生的事，唯一的史料来源，是《史记》正文那几百个字。那个亭长，那匹乌骓马，那句"吾为若德"，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在口口相传中逐渐成形的？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定论。

项羽死在公元前202年，距今两千二百余年。他的身体被分成五块，五侯各得一块。没有人知道，死亡真正发生在哪里。

权威信源

①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2013年修订版）

② 冯其庸《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二辑）

③ 袁传璋《〈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平议》（《文史哲》2010年第2期）

④ 人民网·人民日报《项羽垓下之战研究》（2014年10月，作者：辛德勇，人民日报出版社《文史》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