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金元博陵运河开

4.27蒙古状元郎

在元朝统治时期，把元朝疆域内人口划分了蒙古人、色目人、金人、南人，虽然民族不同，还分了不同层次，但是元世祖忽必烈始终推进民族融合，确保元朝的一体统一。

在这个时期，大量的蒙古族子弟进入山东境内，他们融入汉族生活，彼此同化习俗，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开始融入这片令蒙古人陌生的聊城土地。

在公元1315年，元仁宗在位时期，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由于各地民族不同，文化差异过大，为了确保各民族接受公平的科考取士，元朝设立了右榜状元、左榜状元，双轨考试的标准。

元朝礼仪以右为上，右榜状元，主要针对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主要考察带有民族特色文化的考试科目，当然也兼容传统国学；左榜状元，主要针对金人、南人，包含金国、南宋地域内的汉族文化人群，按照儒家传统经典的理念，考取生员。

公元1315年，在礼部侍郎张养浩的主持下，元朝立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 在《元史.仁宗之二》中记载：

三月乙卯，廷试进士，赐护都沓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这次考试，右榜状元是护都沓儿，也称护都答儿，蒙古族；左榜状元是张起岩，济南人，汉族。张起岩因为是济南状元被后世津津乐道，青史可查，但是护都沓儿作为蒙古族状元，却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中宪大夫、刑部侍郎曹伯启奉旨前往湖南沅州平定叛乱，朝廷派遣曹伯启传诏，调换将领。《元史.曹伯启传》记载：

八番帅擅杀，起边衅，朝廷已用帅代之矣，命伯启往诘其事。

曹伯启从京城大都南下，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而行，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沿途的同僚官吏必然要安排起居接待。

地方如此盛情接待，曹伯启不能只道一声谢，还要专门赋诗一首，以表敬意。因此曹伯启写下了这首《道过东昌，申仲礼佥司暨状元呼都克岱尔诸父台辅贤昆仲厚意相邀，别后以诗寄谢》一诗：

十载重逄骨鲠臣，生涯能斥向来贫。一时辍棹舒情曲，三接乘骖到水滨。

乌府前循仪范古，鸿胪首唱姓名新。清门幸喜陪清宴，世路悠悠懒问津。

诗句不重要，重要的是长长的题目中，提到了大臣申仲礼、状元呼都克岱尔，后者显然是蒙文名字，这个人便是当年的状元护都沓儿译音。

诗词的颔联提到“三接乘骖到水滨。”也就是说从大运河边，到东昌城里，这一路倒换了三次马车。之所以频繁换乘，是因为申仲礼完全按照古代迎接客人的最高礼仪来迎接。

而在颈联这句“鸿胪首唱姓名新。”意思是当初科考仪式上，鸿胪寺高声报出来一个新生状元名字。这里所指的就是护都沓儿。因为护都沓尔是1315年的状元，按照元代三年一次科考的时间点，此时的1316年元朝还没有第二届状元。

由于护都沓儿没有列传，后人无法知道护都沓儿早年从事的什么工作，但是可以肯定护都沓儿有长时间在聊城生活过的经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护都沓儿并不是在东昌任职，而是护都沓儿从小生长在东昌，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聊城人。

老一辈聊城人都知道东昌府区曾经是有过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的街市布局，曾经的九街之一就有一条状元街。后人认定的状元街，是根据在东昌府区布局，遗留下来的旧街巷为准，是以清代状元邓钟岳命名的状元街。

而历史上第一条在东昌府区命名的状元街，则对应着邻近的状元坊，这是以护都沓儿这位蒙古族状元命名。直到明朝初年，还留有这处状元街。在清代乾隆《东昌府志.卷十一.建置一.城池.东昌府.在城坊巷》记载：

状元坊，今名状元街，在府治东南，国朝两状元亦居此。元马氏擢高科，郡人立是坊以荣之。

这个地方志记载是引用自《永乐大典》的描述，曾经有明朝两位状元在此居住过。这里最初是元朝姓马的状元，因高中皇榜，光耀门楣，当时东昌百姓立牌坊庆祝，这就有了状元坊，又称状元街。

在《东昌府志》中，并没有护都沓儿的名字，而是称之为姓马的状元，但是聊城历史从未出现过姓马的状元，在元代只有护都沓儿这一位状元。因此，后世的史学界推测护都沓儿变成马姓，极有可能是后代家人随着元朝灭亡，担心被反元的起义军诛杀，把自家姓氏汉化，以躲避战乱。

外地的状元来聊城任职，当地人不可能给外乡人建立状元牌坊，唯有本地人高中状元，当地才会立牌坊炫耀庆祝。这足以说明护都沓儿虽然从头到脚是蒙古族，但是属于土生土长的聊城人。

而护都沓儿高中状元的故事，也是元代北方地区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游牧民族接受华夏文明洗礼的重要见证。

现存的护都沓儿书法真迹，可以看出护都沓儿这位蒙古族状元，书写水平丝毫不比汉族状元差，可以书写标准的馆阁体小楷，有着深厚的国学传统文化功底。由此可见，元代右榜状元中的蒙古人、色目人，即便有民族特色考试科目，但也要精通国学，与汉族官吏有同等的文化水平。

这也是主考官张养浩能在元朝1315年首次会试科考中，器重护都沓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张养浩的山东老乡。

在元朝延祐五年，护都沓儿担任翰林待制、永直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也有描述为集贤殿修撰。此后，再无护都沓儿以后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