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很喜欢看“正直讲史”李正老师的视频，有一段时间直接拿来当相声听，从中了解了许多有关于清朝的历史和人物，比如三征准噶尔、平回战争、尼布楚条约、兆惠、明瑞、福康安等等，这也让我对清朝历史有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偶尔遇到一些有关介绍清朝的书，我也都会拿来看一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立夫的《康熙的红票》无意间走进了我的视野。

说起来，遇到这本书还是个巧合。起初我是在kindle上下载通史类书籍，这时在相关推荐里出现了这本书，书名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康熙的红票》，康熙我知道，但红票又是啥？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也就顺手把这本书也下载了下来，并且开始阅读。

大概用了几天的时间将其读完，感觉怎一个精彩了得！这本《康熙的红票》，角度非常新奇，切入点也很有意思，和传统的历史类书籍相比，更显趣味和活泼，同时也严密论证了作者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是一部很值得拿来一读的作品。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康熙的红票》以康熙印制发往欧洲的寻人启事“红票”为切入点，以此引入西方传教士在清朝时期的来华交流历程，进而通过康熙皇帝与传教士的交往交流，表明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政治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从侧面展示了康熙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兴趣以及他个人的开放包容。

全书以康熙和雍正的权力交接为转折点，雍正即位后，在康熙年间蒸蒸日上、生机勃勃的传教士迎来打击，雍正宣布全国禁教。自此，中西文明交流开始进入停滞期。其后，乾隆即位后虽效仿爷爷康熙大力启用传教士，但并未恢复他们在华传教的资格，加之欧洲几乎在同一时间禁止了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大部分为耶稣会成员），最终导致中西交流几乎彻底脱钩，清朝这艘将封建主义推向高峰的庞大巨舰，与科学技术逐渐兴起的西方渐行渐远，最终走向闭关锁国的深渊。

可以看到，全书的框架和逻辑其实很清晰明了，大部分内容也是聚焦于康熙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大约占了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在这其中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点，那就是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北京的领头洋人其实都被迫或自愿地成为了满洲贵族甚至康熙的奴才。其后康熙曾派两波使团去罗马朝见教皇，成员也大部分是这些传教士。也就是说，这些洋人来华后，就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罗马教皇派往东方的使者，也是清朝皇帝家的私人奴仆。

有了这层关系，传教士就有了较多的特权，他们通过康熙的秘书机关内务府直接和康熙联系，比当时的许多位高权重的大臣还要炙手可热。同时，这些传教士也很好地融入了当时儒家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他们除了长了一张西方的面孔外，其实和一名地道的清朝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康熙在位的时间很长，所以服侍伺候他的传教士也有好几代，他们绝大多数都很得宠，以至于当罗马的特使来华责问中华传统与基督传播不相容的问题时，康熙还出面维护了自己的奴才，可见他们之间关系的融洽。

再说到红票的问题，当时康熙曾先后派出了两个使团觐见教皇，但历经多年却杳无音信，没有一个人回来，于是最终便用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印制了多份“红票”，发给来华贸易的西方船只，由他们带回欧洲呈给教皇。红票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诘问教皇你什么意思，朕派了两波人去见你，路上死的就不说了，活着的被你扣留了，你也不给个信，真的是不厚道。

最终，教皇还真的收到了康熙的红票，立马将扣留的人放回了清朝（此人是西方传教士，后来死在回清朝的途中，由其汉人弟子将尸首带回，康熙为其修建了豪华的墓地），还专门给康熙写了封信解释。由此可见，在西方的眼中，康熙这位神秘的东方皇帝的名头与影响力实在不容小觑。

纵观康熙一生，都和传教士保持着颇为友好的关系，对传教士在华传教，也抱有很包容的态度，认为这和佛教、道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样的。加之康熙本人喜爱西方科技文化，据说还是一个数学高手，并且带领自己的好几个儿子一起学，也进而促进了他与传教士之间的双向奔赴。

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传教士也发挥了一些显著的作用，比如康熙三征噶尔丹、下江南时，都有带着传教士去。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更是由传教士作为主要负责人和俄国进行谈判，最后条约也是以拉丁文正本和满、俄副本的形式签订。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尼布楚条约条约的中文译本才面世。

然而风水轮流转，传教士顺风顺水的这一切，随着雍正的即位而急转直下。

在雍正即位的第一年，便直接下令禁止传教士在华传教，并且取消了他们随时觐见皇帝的特权，满清各阶层也旋即见风使舵，迅速与传教士们拉开了距离。就这样，在华的传教士们迅速地从一块宝变成了一根草，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存在。

至于雍正为什么要禁止传教，其实也很简单，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据说造诣颇深，得到了当时藏传佛教活佛的认可。那么在他即位后，一切就显而易见了，让一个资深的佛教徒去亲近基督教的大师，自然不可能，再加上雍正本身也对传教士这个群体不太感冒，所以就直接将他们打入了深渊，同时也深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雍正在位仅13年，所以在乾隆即位后，传教士们又联合了一次，想要卷土重来，但乾隆皇帝有选择的同时遵循了爷爷康熙和父亲雍正的决策——一方面，他亲近甚至重用传教士，以至于命令地方搜寻有才之人来京使用，比如著名的西洋宫廷画师郎世宁就是其中一个；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允许传教士恢复传教，延续了雍正时期的政策。就这样，在无限纠结与拧巴的背景下，加上西方耶稣会被罗马教廷禁止，在华的传教士群体就彻底凋零了。

郎世宁《百骏图》

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康熙和雍正的权力交接是否改变中西交流的轨迹，并且最终让清朝落后于全球化的浪潮。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

传教士因康熙的喜欢而兴，因雍正的禁止而败，因乾隆的多重选择和欧洲本部的被刺而凋，这一系列事件看似是偶然的，但放在历史进程中，似乎又有一些必然的味道。当然了，如今开了全局视角的我们大可以指点江山，指出这一交接的深远影响。但如果将其放在历史发生的当时，雍正作为执掌大清江山、拥有亿万子民的皇帝，去禁止一个只有百余人传教士群体，根本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再加上，他们的布道和传教，也从未在清朝产生大的深远影响，信众寥寥。

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了解清朝的不一样的有趣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清朝“闭关锁国”的刻板印象，在历史上，清朝曾经也是开放过的，只是最终选择了其他的方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蝴蝶效应。

《康熙的红票》是我读完的第417本书，我个人觉得，这本书非常不错，我挺喜欢的，书中的语言也很诙谐幽默，不管是拿来细品还是闲来无事用来磨眼，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对清朝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来看一看，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思答斋读书录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