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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给女厂长开车,我说娶不起媳妇,她:那你看我怎么样

89年给女厂长开车,我说娶不起媳妇,她:那你看我怎么样
1989年,我二十六岁,给厂里的女厂长开车。
那年冬天,我坐在厂长办公室外的小会议室里,手边放着两只搪瓷杯。窗外的风把院里的杨树吹得直响。厂长刚从车间回来,棉大衣上沾着几粒白色的棉絮。
她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六年,儿子在外地念书。厂里人都叫她梁厂长,只有我偶尔在没旁人的时候,叫她梁姐。
她把一杯热水推到我跟前:“小周,家里又催你相亲了?”
我低头看着杯口冒出的热气,笑了一下:“催也没用。我娶不起媳妇。”
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这句抱怨听起来像在跟她诉苦。
梁厂长没有像往常那样劝我努力,也没问我存了多少钱。她安静了片刻,忽然说:
“那你看我怎么样?”
我手里的搪瓷杯碰在桌上,咣的一声。
那句话就在我耳边,清清楚楚。我抬头看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没有笑,眼睛也没躲。她就那么望着我,像刚才问的不是一句让人心里翻江倒海的话,而是问我明天几点出车。
我张了张嘴,没能马上说出话来。
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厂里没暖气,烧得旺的只有走廊尽头那只铁皮炉子。办公室的玻璃窗结着一层薄霜。我坐着,她站着,桌上的两只搪瓷杯之间,像是隔着一条我不知道该不该迈过去的线。
“厂长,”我终于说,“你别拿我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你比我大二十岁。”
“我知道。”
“你儿子呢?厂里的人呢?”
“也都得考虑。”她说,“可我问的是你怎么看,不是他们怎么看。”
我把手从杯子上挪开,手心全是汗。
我家里穷,父亲去得早,母亲靠给人缝补衣服把我和妹妹拉扯大。我给厂长开车两年多,工资够家里日常用,够母亲抓药,够妹妹读完中专,唯独不够我自己娶媳妇。
不是差一张喜帖的钱。是家里连一间能让新媳妇住得体面的房都没有。母亲说,亲戚家的姑娘听说我有份稳定工作,倒也愿意见面,可见到我那间漏风的小屋、床底下堆着的旧轮胎和修车工具,话就少了。
我不愿让人家跟着我吃苦,可这话说多了,自己听着也像借口。
梁厂长大概看出了我的难堪,没再追问。
“你先回去开车。”她说,“这话不是让你现在回答。”
我点头,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撞了一下桌角。那只搪瓷杯又响了一声。
出门后,我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边透了口气。玻璃里映出我的脸,红得像刚喝过酒。
第二天,我开车送她去供销部门办事。路上她照常看文件,偶尔告诉我前面该怎么拐。我没提办公室那句话,她也没问我。
只是车停在路口等人过去时,她忽然说:“你不用因为我是厂长,就觉得自己不能拒绝。”
我盯着前面的路:“我不是怕拒绝你。”
“那你怕什么?”
“怕我想错了。”
她把文件合上,望向车窗外。“想错了,也可以问清楚。不能因为怕,就把一句真话当成没听见。”
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等到了地方,我替她打开车门,仍旧没把那句“那你看我怎么样”问出口。
几天后,母亲来厂里找我。
她带了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洗干净的衬衣,坐在门卫室等我下班。她的手冻得发红,见我出来,先问我:“那个相亲的姑娘,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
我把母亲领到厂门外,没带她进车间。那天风大,她一边说话一边缩着脖子。
“妈,我不想耽误人家。咱家现在这样,娶了媳妇也没地方住。”
“你总说没地方。”母亲把布包递给我,“我跟你妹妹商量过,她现在在宿舍住,屋里那张床先让给你。再难,也总得开始过日子。”
我没接布包。
母亲看我脸色不对,问:“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把梁厂长那句话告诉了她。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她是厂长,你是给她开车的。她说这话,你可不能只听着高兴。人家一时心软,也可能是逗你。”
“她说不是开玩笑。”
“那你更得想清楚。”母亲压低声音,“你们差二十岁,她还有儿子。她在厂里说一句话,别人就听;你跟她在一块,别人会怎么讲?这不是你一个人脸红一下就算了。”
我没有反驳。
母亲说得有道理。梁厂长是我的领导。她一句话可能改变我的工作,我一句话却改变不了厂里人的嘴。就算她是真心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本事让她过得好。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耳边总是她那句“那你看我怎么样”。
第二天早上,我把车擦了一遍,等梁厂长下来时,我问她:“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能不能再说一遍?”
她拉车门的手停了停,转过身来。
“哪一句?”
我脸一下热了:“你知道。”
“我说那话,不是要你立刻答应。”她看着我,“但你既然问了,我就再说一遍:我愿意跟你过日子。你愿不愿意,可以认真想。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拿工作为难你。”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你。”她答得很快,随后又补了一句,“不是因为你听话,也不是因为你给我开车。我跟你相处两年多,知道你遇到事不躲,知道你嘴笨但不糊弄人。你没钱这件事,我比你清楚。你不用先把自己变成什么样,才有资格问我这句话。”
我听着,心里却更乱了。
“你儿子能接受吗?”
“我会跟他说。但他接受不接受,是他的感受,不该由你替他决定。”
“厂里人会说你老牛吃嫩草。”
她没有生气,只把车门关上:“他们说我什么,我会自己面对。你也有权不愿意,不用拿我的名声替自己找理由。”
这话让我没法再装作没听懂。
我送她到厂门口时,她下车前说:“你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可以是愿意,也可以是不愿意。别因为觉得娶不起媳妇,就把我当成一条退路。”
我知道她说中了我最不想承认的地方。
要是我答应她,只因为她有工作、有本事、能让我少奋斗几年,那就不是喜欢她。我也不想被人说成是攀着厂长过日子。可要是我因此拒绝她,又像是把她的真心当成了羞辱。
我给自己三天时间。
这三天里,我照常开车,照常接送她去车间和外面的单位。我们谁也没再提那句话。她没有冷脸,也没有多照顾我。她把我当司机,像从前一样。
反而是这份照常,让我越来越清楚:她不是一时兴起,也没用厂长的身份逼我。
第三天晚上,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母亲听完后没劝我答应,也没劝我拒绝。她把针线盒盖上,问:“你自己想不想跟她过日子?”
我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出声。
母亲叹了口气:“你要想的是她,不是别人嘴里那点难听话。你也别光想着她能不能帮你。她有她的日子,你得拿出自己的心来。”
我那晚想了很久。
我想起她冬天坐在车里,总把手套摘下来读文件;想起她开会回来,嗓子哑了还记得问我母亲的药有没有抓到;也想起我第一次开长途时遇到大雾,她坐在副驾驶,没有催我快,只说慢慢开,能看清再走。
那些细节不是爱情的证明,却让我知道,我并非只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
第四天一早,我把车停在办公楼前,没有像平常那样立刻下车替她开门。
她拉开车门,见我还坐着,问:“怎么了?”
我转过身,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一些:“梁厂长,我想好了。”
她没有接话,只看着我。
“我愿意跟你试着过日子。”我说,“但我不是因为娶不起媳妇,才选你。你那天问我看你怎么样,我没能回答,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现在我想明白了,配不配不是拿存款和房子量的。我愿意认真跟你在一起,也愿意把以后该承担的事承担起来。”
她的手停在车门边,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变了。那一刻,她没有笑,也没有马上说好。
“你确定不是怕我难堪,才答应?”
“确定。”
“也不是想借我的身份,找个更好的工作?”
“不是。”
“那你知道要面对什么吗?”
“知道。”我说,“厂里人会说,家里人也会问。你的儿子不一定赞成。你比我大二十岁,往后的日子里,也可能是我先面对你老去。”
她的手从车门上放下来,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你不该把我当成要照顾的老人。”她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她看着我,“但我不想你现在凭一句话,就替我们两个决定一辈子。”
我以为她要拒绝,心口猛地往下一沉。
她说:“我们可以先认真相处。不是厂长和司机,也不是我给你一份恩情。你要愿意,就下班后跟我吃顿饭,把该说的话说清楚。之后你还可以改主意,我也一样。”
我点头:“好。”
那天晚上,我没有开厂里的车。下班后,我换了件干净衬衣,在厂门外等她。她从楼里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旧布袋。
我们去了一家离厂不远的小饭馆。桌子不大,窗户漏风。她点了两碗面,我抢着付钱,她没跟我争,只把自己的那份钱放在桌边,说回头要是常来,就轮流付。
那顿饭吃得很慢。她告诉我,丈夫去世后,她习惯了什么都自己扛。她不是不需要人陪,只是怕别人把她当成一个需要照顾的可怜女人。我说,我也怕别人觉得我为了工作和前途才靠近她。
“那就别靠猜。”她说,“不舒服的地方直接问,想退出也直接说。”
我点点头。她伸手给我添了点热水,我没有再把手缩回去。
厂里很快有人听说我们下班后一起吃饭。有人背后议论,也有人当着我的面问:“周师傅,你真要跟梁厂长处对象?你不是嫌自己娶不起媳妇吗?”
我没跟人吵,只说:“我娶不起媳妇是以前的实话。现在我想娶的人,不是因为她便宜。”
那人笑不出来了。
梁厂长听见这话后,也没有把我叫去办公室表扬。她只在车上提醒我:“不用为了证明什么跟人争。”
我说:“我不争。我只是不想把你说成一个解决我难处的办法。”
她偏头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两个月后,我陪她去见了她儿子。那孩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坐在饭桌前,话不多。他问我:“你对我妈是真心,还是觉得她是厂长,日子好过?”
我没有说漂亮话。
“我起初确实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我家里穷,我也怕别人笑话。但我想清楚了才答应她。以后我做得不好,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你妈的生活由她自己选。”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临走时,他帮他妈把大衣递过去。
那已经是他能给出的回应。
后来,我们商量了很久,没有急着摆酒。她不想因为厂里人的眼光办一场热闹的婚事,我也不想让她觉得这段关系必须靠一场仪式才能算数。我们先把日子过到一起:她住的屋子多添了一把椅子,我那只旧工具箱搬进了门边的小储物间。
我还是给厂长开车,但她把工作上的安排交给了另一位调度员,不再由她直接决定我的日常任务。不是因为谁逼着我们做样子,而是我们都明白,关系要站得住,不能只靠一句“我愿意”。
一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开车送她回家。路过那间小饭馆,她指了指窗边的位置:“那天你紧张得连面都快吃凉了。”
“你也没好到哪去。”
“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把那句话记这么久。”
我把车停稳,替她开门。她下车前,忽然又问:“周师傅,现在你还觉得自己娶不起媳妇吗?”
我笑了:“不觉得了。”
她也笑:“那你现在看我怎么样?”
我看着她,认真答:“挺好。是我愿意一起过日子的那个人。”
她没有再问第二遍。我也没有再把那句话当成玩笑。
1989年那个冬天,我二十六岁,给四十六岁的女厂长开车。我说娶不起媳妇,她问我看她怎么样。那一声搪瓷杯碰桌的脆响,曾让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我才明白,真正该回答的不是旁人的眼光,也不是我兜里有多少钱,而是我愿不愿意认认真真地走到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