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如何看待生产与消费，我认为：在宏观经济的大棋盘上，生产与消费应如呼吸般，一呼一吸间保持平衡，而不是为了积累，先吸气几天或者几年，等积累多了，再呼气，那是不行的，一定无法运行下去。然而，不管是美西方国家的生产与消费，还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皆出现不同程度的的失衡现象。“重生产与轻消费”和“重消费、轻生产”都会产生结构性矛盾，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我认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应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非利润最大化；应追求全民共同富裕，而非弱肉强食的两极分化。以这样的目标制定相应政策，才能避免生产与消费失衡，最终走向全民富裕的社会。

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根源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投资和生产置于优先位置，消费则被视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思维惯性使政策导向出现“两偏重两不足”：偏重生产而对消费关注不足，偏重“投资于物”而对“投资于人”关注不足。其后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居民消费能力未能同步提升。以农民群体为例，从建国到2006年农业税取消的半个多世纪里，农民以“交公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默默输血，但如今他们每月仅能领取一两百元的养老金，与城镇退休人员形成巨大反差。这不仅是代际公平问题，更是对消费基础——居民购买力的长期抑制。反思过去，如果不是无偿地收取公粮，而是以补贴价格购买公粮，农民收入会增加很多，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中国GDP也会因此大涨。

走出失衡，关键在于让“为人民服务”真正回归经济政策的核心。社会主义的经济专家应当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服务，这意味着制定任何政策都应以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有一条“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认为这个方向就很好。具体而言，必须从两个方向发力：一是优化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当前中国再分配机制仍是突出短板——全部税收中不足10%直接来源于个人，几乎无居民财产税，导致税后基尼系数改善有限。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有学者建议对70岁以上老年农民增发基础养老金，作为对其历史贡献的补偿，我举双手支持这样的提议，这既是对公平的回应，也是对消费潜力的释放；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人民敢消费、愿消费。如果中国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任何人想搞私有化改革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应该大大强于资本主义社会才符合逻辑，这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所在。而当前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不仅加重了民众负担，也抑制了消费意愿。我认为改革的方向，必须把这“三座大山”统统推倒，如愚公一样将其移到汪洋大海中去。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应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社会保障好”。换句话说，社会保障好的社会才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否则不配叫这个名字。从全民免费疫苗到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集体主义的力量已经证明：当基本民生由社会兜底时，人民的安全感和消费信心才能真正建立。解决老百姓“有钱不花”的问题，首先要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其次要解决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老百姓怎么会“有钱不花”？没有人愿当“守财奴”，留下临终钱没花完的人生遗憾。

社会主义要避免两种陷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一种是避免计划经济时代的“全民贫困化陷阱”，二是避免市场经济下的“贫富悬殊陷阱”。前者要求我们善用市场机制提升效率，后者则要求我们坚守公平正义底线。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能否成功，不取决于GDP增速高低，而取决于普通劳动者能否共享发展成果，取决于当年交公粮的农民能否安度晚年，取决于失业者是否需要用“自由换包子”。

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本质上是人与资本的失衡。社会主义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就必须让“以人民为中心”从理念变成制度：在收入分配上向劳动者倾斜，在社会保障上向弱势群体兜底，在政策取向上从“重生产”转向“生产和消费并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真正平衡，也才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