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高市早苗还没踏上中国土地，为什么中方的严厉回应就先到了？

10月16日，她还在日本国会谈论参加深圳APEC，第二天却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这究竟是想改善中日关系，还是继续给自己制造麻烦？

更耐人寻味的是，10月19日，中国外交部明确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还特别提到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公开回应直接点名高市早苗，日本侵略历史再次被摆上台面。

一场尚未开始的深圳之行，怎么就让高市陷入如此尴尬的处境？

东京审判80年，日本旧账再次摆上台面

先看10月19日的外交回应，针对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以及日本部分官员、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中方同时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罪责，停止在历史问题上制造新的伤害，对于正在考虑参加深圳APEC的高市来说，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外交警钟。

尤其值得琢磨的是，中方特意强调了一个时间节点：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1948年11月，法庭作出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

这场审判以大量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也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追究战争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却长期以参拜、供奉祭品等方式表达政治姿态。

要知道，中国人民经历过侵华战争的巨大苦难，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向供奉甲级战犯的神社献祭品，显然不能简单理解成私人宗教活动。

在我看来，高市面临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东京距离深圳有多远，而是日本政坛始终没有妥善处理历史责任问题。

外交措辞也值得关注。中方近期回应直接使用高市早苗的姓名，批评态度相当鲜明。不过，姓名表述的变化并不等于正式取消其首相称谓，真正具有分量的，是已经提出的严正交涉和明确要求。

所谓重新审判日本罪行，落到现实层面，就是让已经得到国际法庭认定的侵略历史重新接受公共审视，督促日方承担历史责任，而非启动新的司法程序。

高市想借国际会议改善外交处境，却绕不开日本军国主义留下的历史问题。

更让人费解的是，她明明知道中日关系正面临困难，却仍在深圳APEC之前做出了新的争议举动。

刚谈APEC，转身又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把时间往前推三天，整件事的矛盾就更清楚了，10月16日，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举行质询。

在野党议员询问高市是否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APEC会议，她表示，如果获得国会方面许可，将会出席。

按照日本政治惯例，首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通常需要协调国会日程，但并不存在每次外访都必须由国会专门立法批准的规定。

因此，高市把国会许可放进回答，实际上为自己的行程保留了一定余地。至于最终怎样安排，还需要依据正式外交沟通和国会日程判断。

结果第二天，她的行为就让局面更加尴尬，10月17日，靖国神社秋季大祭开始，高市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供奉了真榊祭品。

她没有亲自参拜，日本媒体认为，这一安排考虑到了中韩两国的反应，但问题是，人没有亲自到场，就意味着政治姿态不存在了吗？祭品仍然以首相名义送出，历史争议自然没有因此消失。

同一天，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从16日表达参会意愿，到17日供奉祭品，再到19日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短短几天，高市就把原本复杂的外交环境弄得更加紧张，而这并非她第一次因为政治言论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2025年11月，高市曾在日本国会将所谓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暗示日本在特定条件下实施军事介入的空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日本曾经对台湾实施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更应该认识到这段历史的严肃性。

此外，日本国内围绕远程打击能力、武器出口限制及防务政策调整的讨论，也不断引发周边国家关注。

说到底，高市面临的是一个现实矛盾，她希望维持国内保守政治阵营的支持，又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但历史问题和涉台问题上的言行，已经影响双方政治互信。

外交接触需要诚意，信任却不是靠安排一次会议就能恢复的。

既然如此，高市为什么仍然重视深圳APEC？答案恐怕要从日本经济的现实利益中寻找。

深圳APEC，日本为何不能轻视？

按照公布的安排，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中国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推动围绕贸易、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等议题展开合作。

这意味着深圳APEC并不是各国领导人简单合影的场合，更关系到亚太地区未来的经济合作方向。

对于日本这样的外向型经济体，亚太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看看中日贸易数据就明白了。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公布的统计显示，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约3432.5亿美元，同比增长6.2%。

这个数字说明，无论日本政坛如何讨论对华政策，两国在制造业、市场和供应链方面的联系依旧紧密。

日本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机械制造等产业，与中国市场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中国企业也从日本采购设备和工业材料，双方商业联系涉及大量企业和就业岗位。

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发表强硬言论很容易，企业经营却需要稳定预期，一家制造企业决定建立新工厂，往往需要提前几年规划。采购合同、运输安排、设备投资，也都离不开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

中日关系如果长期紧张，企业就必须投入更多精力评估风险，甚至重新调整生产与供应安排。

成本不会凭空消失，最终仍要由企业和市场承担，因此，日本经济界重视对华合作，并不难理解。

深圳APEC又恰好提供了讨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区域贸易和产业合作的机会。高市如果出席，日本便能继续参与相关高层交流。

但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参加APEC多边会议，与中日领导人是否安排单独会见，不是同一回事。后者需要双方具体协调，不能因为高市表达参会意愿，就认定双边关系已经取得突破。

这也是高市面临的难处，国内政治需要她保持强硬姿态，日本企业却希望获得稳定的中国市场和正常的区域合作环境。

要我说，日本经济界最担忧的未必是某次外交活动能否举行，而是政治争议会不会长期影响企业经营，一次会议能够提供沟通机会，却不能保证随后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日本如果既想享受中国市场和亚太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又不断在历史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制造摩擦，最后承受压力的仍然是日本自身。

而中国是否愿意推动关系改善，也有明确的原则和政治基础。

中国不急着给台阶，日本需要拿出行动

对于中国来说，高市最终是否出席深圳APEC，当然值得关注，但这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

真正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是日方能否解决已经存在的严重分歧，首先必须认真面对侵略历史。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东京审判留下了明确的历史记录和司法判决。

日本政治人物如果希望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就应该认真对待侵略历史，停止借靖国神社等问题刺激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其次，必须恪守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据，台湾问题更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本政治人物不能发表错误涉台言论之后，再指望通过普通外交接触轻易消除影响。

另外，日本近年来持续调整军事安全政策，推动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和扩大防务合作，也需要认真回应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

中国希望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也反对借地区安全问题制造新的阵营对抗。

经济合作同样需要珍惜，中日两国地理相近，产业链联系深厚，正常经贸往来符合双方现实利益。政治问题需要妥善处理，不能让错误的历史观和激进政策持续消耗合作基础。

在我看来，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与在原则问题上保持坚定，并不存在矛盾。

中国愿意推动亚太经济合作，也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表面的外交热闹，模糊历史是非和国家核心利益。

高市现在面临的困局，靠外交技巧难以解决，她需要的不是替深圳之行寻找漂亮说辞，而是拿出与改善关系相符的行动。

如果历史问题照旧，涉台错误言论得不到纠正，日本安全政策又持续增加周边国家疑虑，那么即使最终出席APEC，也难以仅凭一次亮相修复政治互信。

国际会议提供交流机会，关系能否改善，最终还得看日本之后做什么。

从10月16日高市谈及深圳APEC，到17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再到19日中国外交部严正交涉，短短几天，日本外交面临的矛盾已经展现得十分清楚。

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八十年前，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审判追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责；八十年后，历史事实依然不容歪曲。

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也不会放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高市究竟能否顺利参加深圳APEC，只是眼前的一道题。日本如何对待侵略历史，怎样尊重中国的政治原则，才关系到中日未来能走多远。

想要改善关系，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想要分享合作利益，就必须珍惜双方建立互信的政治基础。

中国不缺外交定力，也不急于替错误言行寻找台阶，高市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深圳到底去不去，而是日本准备怎样面对历史责任，又准备怎样处理自己造成的外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