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中国，美国就能获利？

从关税到芯片，美国企业付出的代价，让约瑟夫·奈多年前的警告愈发值得重视。

问题到底出在哪？

一、对华施压，美国也要承担代价

2018年，美国启动对华加征关税。

此后，高端芯片与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不断收紧，经贸竞争越来越多地受到安全政策影响。

但限制措施越多，美国就一定越安全、越富裕吗？

先看关税。

2018年至2021年，美国进口商承担了相关加征关税几乎全部的成本。

出口商没有通过相应幅度的降价吸收税负，美国企业进口商品时，实际支付的价格随关税上涨。

普通人的利益，就在其中。

企业可以压缩利润，也可以调整采购、提高售价。

无论怎样处理，新增成本都必须有人承担。

把对华征税描述成单方面获利，忽略的恰恰是美国自己的经营成本。

芯片限制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2022年10月，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随后继续扩大限制范围。

到了2025年4月，英伟达面向中国市场的H20产品也被要求申请出口许可。

结果来得很快。

英伟达在截至2025年4月27日的季度内，为H20库存过剩和采购义务计提约45亿美元费用，另有约25亿美元相关收入因无法发货而未能实现。

对华限制，直接影响了美国龙头企业的收益。

再看关键矿产。

美国国防部门早在2024年就推进从采矿到磁体制造的国内供应体系建设，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稀土供应存在依赖。

强大的军事能力，并不能自动消除工业材料上的外部需求。

2025年4月4日，中国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这样的供应结构意味着，扩大对抗会增加美国自身的采购风险。

华盛顿能够限制部分技术出口，却无法保证产业链其他环节不受影响。

这些事情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限制对方的同时，也损害自己的企业和供应安全，这种政策究竟实现了多少净收益？奈反对把中美关系全面零和化，其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二、奈的判断，关键在于竞争与共存

2023年7月20日，奈在阿斯彭安全论坛讨论中美关系。

他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也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

他考虑的出发点，包括如何维护美国自身利益。

他的判断很明确。中美没有必要把对方视为必须消除的生存威胁。

中国的规模决定了，美国难以通过入侵或强制手段改变中国。

美国同样不是中国可以轻易改变的国家。

双方必须面对长期共存的现实。

真正可能把关系推向生存威胁的，是误判引发大战。

战争意味着人员伤亡、经济破坏与失控风险，核武器又会让后果更加严重。

避免战争本身，就是两国必须共同维护的利益。

奈把问题分成军事、经济和跨国事务三个层面。

军事领域存在尖锐竞争。

经济领域还有欧洲、日本等重要力量，也存在大量互利交易。

气候变化和传染病更不可能靠一国独自解决。

把所有领域都按军事对抗处理，正常贸易就会受到干扰，公共卫生合作可能停滞，本来能够共同获得的收益也会减少。

分歧没有因此消失，双方需要处理的问题反而增加。

冷战经验也不能照搬。

美国与苏联当年的经济、社会联系有限，今天的中美却有深厚的贸易、投资与人员往来。

全面切断这些联系，需要承担的成本，远远超出限制某一类产品的出口。

技术发展同样不是静止的。

2023年，华为Mate 60 Pro搭载了采用中芯国际7纳米级工艺制造的麒麟9000S处理器。

中国企业在缺少极紫外光刻设备的条件下，仍然推进了相关制造技术。

这一进展意味着，出口限制可以增加研发难度，却不能保证对方永久停止进步。

从企业决策看，外部供应越不稳定，寻找本土替代、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必要性就越高。

美国企业还要考虑长期后果。

如果客户因政策变化持续寻找替代供应商，恢复销售许可也未必能立即恢复原有市场。

限制措施带来的影响，可能持续超过措施本身。

这也涉及奈重视的软实力。

政策是否稳定、合作承诺是否可信，会影响其他国家与企业的选择。

持续增加限制，可能削弱合作意愿。

美国若只计算限制了中国什么，就容易忽略自己失去了什么。

三、九月的新共识，让合作有了具体内容

2026年9月23日至25日，中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经历长期摩擦之后，两国仍然选择通过谈判处理问题。

经贸安排尤其具体。

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各自从对方进口的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并在履行国内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

降税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此前增加的贸易成本，可以通过协商减少。

美国进口商、中国出口企业以及相关消费者，都可能从中受益。

这样的利益变化，很难用一方所得必然等于另一方所失来解释。

人工智能合作也有了推进。

双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约定在2026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同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技术竞争仍会存在，但竞争越激烈，越需要沟通风险。

明确联系渠道，有助于及时理解事件性质，降低误判概率。

对话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具体安排能否持续执行。

双方还同意设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推进农业工作组。

企业需要稳定的市场准入与政策预期，政府需要处理持续出现的争议。

常态化磋商，能够回应这些现实需求。

中国继续推进自主发展，也继续参与平等协商，两者可以同时进行。

开放合作不要求放弃发展权益，维护自身利益也不必排除互利交易。

九月达成的安排，体现的正是这种务实选择。

检验美国政策的，是本国企业能否受益、供应是否更稳定、战争风险有没有降低。

如果对抗不断增加自身成本，就需要调整政策。

奈的警告值得重提，因为大国竞争不能只追求让对方受损，还必须回答自己能否因此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