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到三个在职缴费者，要支撑一个退休者的养老金

很多人可能会把养老金理解为，是“现在存下钱以后用”。事实上，现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当下的劳动者供养当下的退休者。

2025年城镇职工参保职工3.95亿人，离退休人员1.52亿人，制度抚养比已降至约2.59:1。

也就是说，不到三个在职缴费者，要支撑一个退休者的养老金。

这种紧张和压力，是人口结构变化后必然会发生的。中国养老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缴费者多、领取者少，整个池子都比较宽松。

但现在，1960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开始集中进入退休阶段，城乡居民领取待遇人数新增明显，而农村老人也进入了密集领取期。

相比之下却是缴费端的收缩：新增缴费人口增长放缓，灵活就业、平台就业这些新型劳动关系又让缴费基数和连续性承受压力。

养老金问题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现在到了一个越来越尖锐的时期。

现收现付制过去靠的是人口红利作为底气，但现在抚养比开始承压，养老金的底层逻辑也要开始转向了。年轻一代缴费，他们也要确认自己未来能否被同样对待，这成了一种集体的心理底线。

现在要做的，是想方设法保证这种代际之间的契约和信任能够继续，而不是仅仅考虑“钱从哪来”的问题。

如果这份信任和契约持续出现裂痕，那么养老金的缴付就会更多地受到家庭财务压力的影响。

说到底，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缴纳者们是否相信，到自己老了也能从下一代年轻人那里拿到足额的“信任回馈”。

二、城乡养老差距背后，是劳动价值的问题

3.4亿领取者中，城乡居民占1.88亿，超过一半。但他们领取的待遇与城镇职工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落差。

2025年城镇职工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3900元，而城乡居民月均待遇仅约287元，差距达到十几倍。

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提高到163元/月，但相比城镇职工水平来说，还是相距甚远。

这种差距长期以来都在被讨论，原因被简化为“缴费不同、待遇不同”。

事实上，许多农村老人也想多缴，但他们长期处于低收入、非正规就业状态中，更是没有单位配套缴费的那一部分。

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年轻时以粮食、廉价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始终没有被完整纳入职工养老体系。

等到老年，他们获得的更多是财政补贴方面的一些托底，而不是能和城镇职工相似水平的养老金。

这种城乡养老差距，是过去几十年城乡二元结构在老龄化大潮阶段迟到的效应。

农村居民养老金本质上是来自于财政兜底能力，它的底层逻辑不是过去几十年的劳动回报，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补贴性质。

现在随着养老金第二、第三支柱的不断扩容，农村居民养老金的落差更大了。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主要覆盖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一部分大型企业，占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职工、农民工、灵活就业者基本不会被覆盖到。

个人养老金虽然也已经在全国推广，但持续缴费能力对应的还是中高收入群体。

如果养老金第一支柱还是不能有效提升，第二、第三支柱带来的可能是不同群体养老金差距的放大效应，而不是更普惠，这是需要采取措施预防的一种影响。

在过去，养老金体系的核心任务在于扩面，目标是让更多的人参保，同时让更多的人领取，覆盖面尽可能增大。

到了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10.76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这个覆盖面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既定的任务，达标了。

但覆盖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最难的，比如三根柱子的制度如何扩大和深化、待遇的“短板部分”怎样迅速往上提，同时，财政如何才能做到可持续。

所以，未来改革的重点要开始脱离简单的扩面了，而是要努力提高公平性和统筹能力。

全国统筹，背后是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那些人口流出省份和高龄化地区的压力将不再完全由本地承担。而职工养老金调整也可能更加强调定额，以抑制待遇差距继续扩大。

这其中存在几个比较难处理的点：

提高低收入群体养老金，需要更大规模的财政投入；

推进全国统筹，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得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责任；

鼓励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的同时，还不能让养老责任过度个人化。

在“个人承担部分”和“国家承担部分”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边界与平衡，是重中之重。

接下来的目标也是清晰的：第一支柱要做到的是最大限度的公平；第二支柱重点在于覆盖面，第三支柱要让能力较强的群体获得更丰富的回馈。

农村居民养老金和城镇职工养老金之间的差距缩小，最终靠的不是财政支出的单一扩大，而是制度性的再平衡、再创新与再拓展。这样既减轻了财政的压力，同时又能逐渐实现养老金在未来的真正公平。

3.4亿背后，是人口结构的转折和城乡关系的旧账，它最终考验的是养老金制度是否能在老龄化时代继续维系代际之间的契约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