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里枪声骤响，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被最信任的部下张学良扣了起来。有人不禁要问：蒋明明早就掌握张学良跟共产党往来的情报，为何还敢亲自跑到西安？答案很简单，他算盘打了一万遍，唯独漏算了一条：这个向来听话的少帅，真敢对他动手。

先说说蒋介石凭什么这么有底气。东北军里早就埋着一颗钉子，戴笠安插的眼线刘宗汉，把我党跟张学良接触的来龙去脉摸得一清二楚，源源不断地报了上去。1936年10月，事变爆发前两个月，蒋介石跟前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闲谈时还放话说，东北军通共已是掩盖不住的事实，只要张汉卿还能压得住阵，就不至于闹出大乱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话里透着满满的自信。
这份自信从何而来？看看张学良过往的履历就明白了。东北易帜，他点头了；中原大战，他入关替蒋调停；1933年热河丢了，他一个人把所有责任揽下，辞职出国，远走欧洲。这样一位言听计从的部下，蒋介石当然放心。再加上张学良在欧洲见过墨索里尼，回国后满口拥护领袖，主张中国必须有一个集权人物才能强大，说的正是蒋介石。眼里的乖部下，自然构不成威胁。
再看看当时南边的局势。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打着抗日的旗号调兵进湖南南部，跟南京唱起了对台戏。蒋介石软硬兼施，一边压军力，一边挖墙脚，粤军大将余汉谋很快倒戈投南京，广东空军干脆集体投降。陈济棠见大势已去，脚底抹油溜去了香港。李宗仁孤掌难鸣，9月跟南京谈妥了条件。两广事变和平收场，蒋介石的腰杆更硬了，他9月20日的日记里写得明明白白：有了两广事变这个前车之鉴，东北军那点联共抗日的小心思，翻不起浪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在跟共产党接触，蒋介石自己也没闲着。蒋心里清楚，跟日本迟早要打一仗，英美在一旁看热闹，德日打得火热，能伸手帮忙的只剩苏联。1935年10月初，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奉命找苏联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探口风：万一中国被迫对日开战，海上运不进物资，苏联能不能走新疆送军需？想拉拢苏联，国共关系这道坎躲不过去，毕竟共产国际正是中共的上级。于是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1936年11月10日，事变前一个月，中共代表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晤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我党的底线是保留对红军的领导权，可承认国民党的军事指挥地位；国民党的条件却相当苛刻，对立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许留3000人，师长以上干部全部解职出国，半年后再说。潘汉年当场就顶了回去。

这时蒋介石又生出一个算计：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已经签了，苏联急需国民党牵制日本，必定会让步。他11月19日的日记里那句“倭德共同宣言消息迫使俄对我迁就”，把这份心思暴露无遗。打定主意后，蒋决定军事上加码，逼中共低头。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还带来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一众心腹大将。他给张学良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上陕北前线剿共，要么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蒋鼎文接管。张学良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然不肯就范。杨虎城趁机献策，不如来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此时还下不了狠心。

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接下来的几天。12月10日，蒋介石在华清池拍板新的剿共计划，定于12月12日发布动员令。蓝衣社那边早已拟好黑名单，东北军、西北军里跟共产党沾过边的人都在上面，名单一到手就挨个抓人。12月11日晚，华清池宴席上，蒋介石当众宣布新任命：蒋鼎文出任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张学良名义上还是副总司令，指挥权却已拱手让人，活脱脱被架在了火上。与此同时，中央军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开进了西安近旁的咸阳。摆明了，换帅的棋早已布好。
动员令12月12日一贴出来，抓人、夺权接踵而至。张、杨二人已到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是任人宰割。12月12日凌晨那一声枪响，实在是被逼到绝境后的背水一战。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道理：兔子急了还咬人，把人逼上梁山，后果往往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