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年间，梁山泊水寨的聚义厅里，一场“文明”的阴谋正在酝酿。宋江摸着腰间的“替天行道”杏黄旗，眉头拧成个“忠”字——山寨缺两个人才：一个会写漂亮文章的“圣手书生”，一个会刻金石印鉴的“玉臂匠”。这俩人名号听着风雅，实则一个在济州城里抄书糊口，一个在衙门里给官老爷刻章混饭。谁也没想到，梁山的好汉们不抢金银、不劫粮草，竟动了“请”书生文人的歪脑筋。
吴用把玩着案上的竹节杯，笑得像个老狐狸：“哥哥放心，这二位都是‘书袋子’，咱们只需如此这般……”他附耳低语，把“赚”字说得百转千回。所谓“赚”，是江湖黑话，意为骗。骗一个文人上山，比骗一个妇人上轿还容易——只需用“诗书礼仪”做钩饵，用“文章千古”当诱饵，再配上几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威胁，足矣。

萧让是在抄《论语》时被“请”走的。那日，他刚写罢“学而时习之”，笔墨未干，门帘一掀，进来两个短打扮的汉子。一个自称蔡京府上的管家，手里捧着个描金帖盒，笑道：“相爷见先生那手好字，如见欧阳询再生，特来奉请。”萧让眼睛一亮，整了整衣冠，连砚台里的墨都忘了洗，便跟人走了。走到半路，另一个汉子又掏出一张“太师府请帖”，上面盖着鲜红大印——可印泥还带着松烟香，分明就是现刻的。萧让心里咯噔一下，刚要回头，却见身后的“管家”腰里抽出一把牛耳尖刀，笑容里透出三分戾气：“先生既识破，不如随我上山住几日？聚义厅上缺个写匾额的。”
金大坚更冤。他正蹲在府衙廊下，眯着眼雕一枚“知府之印”，身后有人轻轻拍拍他的肩：“先生可知，刚才请您刻的那方‘蔡京’私章，是假的。”他一回头，见一个穿青衫的读书人站在日头下，手里拿着他刚刻的印，在青石板上使劲一摁——印泥洇开，隐隐透出“替天行道”四个细纹。“如今这印章已被我用了，恐怕官衙要来问罪……”那人笑眯眯地晃了晃假官票，“不如跟我上山，梁山泊上的好汉们愿意花大把银钱，请您刻几方‘征讨方腊’的调兵印。”
两个文人，一个被“名”骗，一个被“罪”逼，都糊里糊涂地被麻袋一罩，驮上了船。等他们睁开眼时，眼前是水泊里飘着酒香的大寨，耳畔是划拳行令的粗犷吆喝。萧让扶着朱红的廊柱，手抖得像风里的芦苇：“我……我自幼读圣贤书，从来只晓‘君子固穷’，没想到今日竟成了‘草寇帮闲’！”金大坚更是目瞪口呆，怀里还揣着那把断裂的镊子：“我刻了半辈子官印，临了却要刻起‘百八将’的腰牌来……”
宋江亲自端着酒碗，笑里带愧：“二位先生受惊了。可若没有先生的笔，怎写出梁山上的‘替天行道’？若没有匠人的凿，怎刻出那面招降的铜牌？这天下文章，权贵用得，草寇也用得；这世间印鉴，官府刻得，义军也刻得。”萧让哧的一声苦笑，低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写过“仁者爱人”，写过“非礼勿视”，如今却要在聚义厅上写一面酒旗，墨里掺着烧酒，字里沾着腥气。

金大坚捡起废弃的官印残片，在石阶上反复摩挲，忽然叹道：“我道官印才是真，今日方知，这世上最真的印，原来是把人的名字刻在江湖里，从此再也洗不掉。”他抬起头，看见萧让正铺开一张丈二宣纸，蘸饱了墨，似乎在犹豫要写什么。远处传来喽啰们“哥哥上座”的喧哗，风里飘着羊肉的膻味和酒坛的泥封气。
麦田里的一介书生，府衙里的一名匠人，就这样被“赚”上了山。他们没绑过票，没杀过人，却在落草的第一夜，就听见过水泊里瑟瑟的桨声——那是梁山的规矩，上了山便都是兄弟，兄弟之间，不许说“回去”，只许说“咱们”。萧让的笔在自己的名字上顿了顿，终究落了下去，写的是“忠义堂”三个字。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像砚台里的墨，慢慢磨出悲凉的辙痕。
这场绑票，绑得如此“文明”——奉的是名，逼的是罪，留的是命，用的是才。可被绑的人，从此再难回到抄书刻章的太平日子里。金大坚后来在梁山的造船厂里，偷偷藏了一小块闲章石，上面刻着“归去来兮”，却始终没敢盖在给宋江的请安帖上。而萧让的楷书，越写越好，好到后来的官军见了，都要低声问一句：“这手字，可是梁山圣手所写？”
荒诞么？一个用圣贤文字教人“忠诚”的书生，偏偏上了“造反”的山；一个用方寸金石替官府“正名”的匠人，偏偏刻起“抗官”的印。可人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当所谓“礼义”被刀剑裹挟，当所谓“名节”被欺瞒绑架，那些原本最该握笔、最该挥凿的人，反而成了江湖里的墨客、山寨里的金石家。这世道是他们的砚台，用血水磨墨；这江湖是他们的刻刀，用岁月凿印。而他们自己，终究成了被“赚”进历史褶皱里的两个荒诞注脚——既写不出“归去来兮”的洒脱，也刻不出“封侯拜相”的荣耀。只余下那个“赚”字，像梁山泊面的水花，一荡，便是一整个时代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