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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34年10月,八万多红军踏上长征,但还有一批人,被留了下来。三万人,留在了敌人的包围圈里。

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没有援军,没有补给,甚至很快就要断掉与党中央的联系。

这三万人的命运,压在了一个人肩上。

陈毅后来说:那三年,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他叫项英。

留下来的人,背负的是什么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八万多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但离开之前,中央做了一个艰难的安排,有人必须留下来。

留下来的人,有一个任务:掩护主力撤退,继续牵制国民党军,保住南方这块革命的"种子地"。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

留守的兵力,是红二十四师和各地方部队,加上伤病员和党政工作人员,总计三万余人。陈毅为什么没走?

1934年8月,陈毅在兴国前线视察时,被敌机炸弹片击中右腿,血流不止,伤势严重,做了好几次手术,到十月还没好利索。

周恩来去医院告诉他这个消息时,陈毅躺在床上,腿上纱布被血水染透,人瘦了整整一圈。周恩来话到了嘴边,说不出口。

陈毅自己说:走不了,就留下。

就这样,两个人搭在一起,一个是全局负责的最高指挥官,一个是伤腿未愈的参谋。留守之后,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国民党把主力全部调了过来。原本还在跟红军大部队缠斗的兵力,现在可以专心对付这三万人。蒋介石放话: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共产党和游击队。

而且这压力来得极快。主力红军离开才一两个月,中央苏区就基本全线崩溃:1934年10月14日,兴国县城沦陷;两周后,宁都县城失守;再过十天,长汀失守;又过三天,红都瑞金落入敌手。

到11月中旬,整个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一个长不过百里、宽不过六七十里的小小三角地带。

三万人,就挤在这片越来越小的土地上,四面都是枪声。

三个月,后来变成半年,再变成一年,最后变成"长期清剿",因为没能打赢。这背后靠的,是项英和陈毅。

最难的那一关,差点全军覆没

1935年2月,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全面压进,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项英按照上级精神,下令实施"九路突围",留守部队分九路分别突围,向周边游击区转移。

九路,大部分都失败了。

何叔衡、贺昌、毛泽覃,这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在突围中一个接一个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原来留守的一万六千多正规战士,在突围中损失惨重。

就在这个时候,项英和陈毅产生了第一次严重分歧。

其实在九路突围之前,这个分歧就已经存在了。主力刚走,苏区就开始急速崩溃,陈毅要求立刻调整战略,化整为零,分散进山,不能再守城守地了。

但项英一直在等,等中央来新的指示。他不是不懂,是太当回事了。

陈毅忍了一段时间,还是忍不住了:就算指示来了,现在这个局面,按照旧的路子打,也是死路一条。

两人在会议上吵得很厉害。

国民党军的策略是碉堡战,步步为营,逐渐压缩游击队的活动空间。项英的第一反应,是集中兵力,正面抵抗,要跟敌人硬打。

陈毅从担架上撑起身子,说不行。他说,我们的人比敌人少得多,硬拼就是送死,只有化整为零、分散进山,才能生存下去。

陈毅急了,拍着桌子骂出一句:"五心不定,输个干净!"

这话是骂项英决策时被五种相互矛盾的心理拉扯,既想守住苏区,又怕担政治责任;既不敢违抗旧指令,又担心部队打光。项英没说话,愣在原地。

1935年4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岭会议"开了。

项英和陈毅把七十多名干部叫到一起,在大余县河洞乡一个村民的祠堂里开了两天。最后确定了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高潮。

从此,正规战彻底放弃。游击队化整为零,钻山沟,靠群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是整个三年游击战的真正转折点。

叛徒、暗杀、和那首写在衣底的诗

长岭会议之后,局势稳住了,但暗算接踵而来。

1935年5月,参谋长龚楚叛变。这个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老人,项英最信任的下属之一。

他叛变之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剿共游击司令",带着四十多人,伪装成游击队,悄悄摸进了北山,陈毅和项英的驻地附近,说是来"汇报工作",实际是来抓人的。

幸好,陈毅提前发现了异常,警告及时,项英带人撤离。

龚楚摸了个空,北山事件就此被挫败。但游击队损失不小,人心也动荡了一阵。

陈毅后来在大会上说:"叛徒这东西也是环境形成的,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逼出来的。叛徒可以恨,但也要看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人走到这一步。"

龚楚的叛变,让项英和陈毅都明白了一件事:最危险的不是正面的敌人,是内部的动摇。

从那以后,他们在用人上更加谨慎。但危险还没完。

1936年底,在国民党军中搞兵运工作的陈海叛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设下圈套,谎称党中央派人来了,有重要指示,要陈毅下山到大余县城接头。

与党中央失联已久的陈毅,太渴望联系上中央了。他决定亲自下山一探。走到距接头点只有三四十米时,陈毅察觉了不对。

周围的气氛不像是接头,更像是包围。他立刻撤。

但国民党军紧跟着就上来了,把梅山围死。五个营的兵力,搜山二十多天,还放了狗,打了探照灯,最后恼怒地放火烧山。

陈毅躲在山里的树丛和岩洞之间,腿伤复发,什么吃的都没有,靠着野菜和苦果撑了二十多天。他后来说,那段日子"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

他以为自己可能出不去了。

就在那二十多天里,他把那首诗写在了棉衣内层:"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就是《梅岭三章》。

后来,一场大雨浇来,把山火浇灭了,国民党军撤走,陈毅活下来了。

他活下来后说,那首诗是他写的绝命诗,写的时候,真以为自己活不了了。

三年,留下了什么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南方各省游击队陆续下山,整编进入新四军。

从赣粤边出来的这批人,从1935年三月时的不到三百人,到1937年下山时,已经是一支近千人、经历过无数次围剿打磨的队伍。

加上其他游击区,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整编后成为新四军的核心骨干。

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出任第一支队司令员。

毛泽东后来专门评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南方游击区,"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你知道这三年有多苦吗?

项英事后说过一句话:"那两年,我夜间从未脱过衣服睡觉,我的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全是补丁。"

陈毅在诗里也写了:"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这还是他们能写得出来的那种苦。有些苦,不能写,因为写了也没人相信。

游击队员一年到头露宿野外,大雨大雪天躲在森林和石洞。

每当敌人搞"移民并村",把山脚的老百姓迁走,断绝粮道,山上的人就只能靠野果、竹笋、蛇度日。陈毅的腿伤始终没好利索,脓血不断外溢,有一次实在熬不住,他让人把伤腿绑在树干上,背靠另一棵树,咬着牙,硬把伤口里残留的一块碎骨挤了出来。

三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段历史有一个很少被说起的角落:项英和陈毅,其实不是一路人。

两个人性格差距极大。项英是工人出身,重纪律,重原则,对上级指示近乎虔诚,有时候会为了执行命令把灵活性牺牲掉。

陈毅是黄埔系出来的,读过书,思路活,战场经验更丰富,更擅长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

他们争吵过不止一次。但争吵归争吵,两人在山沟里一起过了三年,一起挤脓血,一起啃野果,一起在黑暗的夜里不知道党中央在哪里。

陈毅后来说,那三年,他和项英之间有过很多分歧,但项英的功劳是真实的,没有他负责全局、统筹南方各游击区,那些分散在不同山头的游击队,很可能各自为战,慢慢消亡。

是项英把这些力量凝成了一股劲,撑到了三年后重新归队。

一个有权没经验,一个有经验没权。

两个人绑在一起,在敌人几十万军队的包围下,走完了三年。

【主要信源】

1. 新华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长征胜利的积极意义》,2016年10月15日

2.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气节教育》,群众杂志,2022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