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永成回忆两广事变
韦永成是白崇禧外甥，以下是他的回忆。
陈济棠为什么不在闽变时发动，而于“闽变”后再来一次“政变”，即是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谓“六一运动”。在闽变期间，陈济棠曾力斥闽方之行动为幼稚，为什么又自己来导演这幕政治悲剧呢？其内幕甚为错综复杂，除政治斗争之外，还参杂着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关于这些传说当时在粤桂两省流传甚广，不由你不信。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胡汉民患脑溢血逝世。原在西南有号召力之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抬不起头来，因此，陈济棠的地位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当然是最高决策的人了。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而增高，所以当时称之为“西南王”。
其实陈济棠在粤军中，既未参加北伐，亦无赫赫战功，比起张发奎、陈铭枢相差甚远。粤中传闻，陈济棠的太太莫秀英有“帮夫运”。自与陈结婚后，陈由连长节节上升，官运亨通。陈本人我曾和他谈过话，拙于言谈，反应亦不快，貌亦不惊人。能一帆风顺，是不是如传言所说是靠莫秀英的“帮夫运”呢？
另外一个促使陈济棠发动政变的重要因素，便是陈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乃先行发动，这都是情报不确害人，中央对地方决不会冒然发动战争。陈济棠听了此情报后，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原来在胡汉民先生逝世后，陈济棠为刺探中央对西南的态度，乃派乃兄陈维周（当时都称陈维周为维周哥）入京晋谒蒋委员长。蒋先生因维周是陈济棠的胞兄，并可左右济棠，当然设宴款待，优礼有加，并与维周详谈。据闻维周在京也获悉中央态度，一是彻底解决广西，二是广东仍维持原来之局面。是不是中央因此挑起粤、桂之间的磨擦？此传闻我想也不一定确实，因为陈济棠与李、白是唇齿相依，要除去对付广西是不可能的。
陈济棠对大哥维周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维周为人精明，略通翰墨。维周哥对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不但信而且通。
在广东有这样的传说：维周哥曾到洪秀全的故乡——花县，并察看洪秀全的祖茔，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并没葬中“龙穴”。如果洪秀全的祖坟葬低数丈，便正在“龙穴”之上，洪秀全便可以做“真龙天子”了。这是维周哥带去一群堪察的舆师公认的。维周哥认定此墓穴的可贵，一定要洪氏子孙将此墓地卖给他，当然祖宗坟地，洪氏子孙不肯轻易卖让，但陈济棠当时在广东的声势，迫于形势只好迁让。陈氏兄弟遂将其父母遗骸迁往该地，经堪舆舆师指定的龙穴安葬，维周哥深信不久他们府中便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因而陈济棠更雄心勃勃，做他白日梦。
当维周哥在南京与蒋委员长长谈时，他暗中观察蒋公的相，后来维周哥回粤后告诉人家说，从相上看，蒋公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这一关，蒋公一垮台，西南局面自然安固。说也奇怪，蒋公的相给维周哥看得中一半。因为当年冬天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如果不是张学良及早觉悟，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闻，陈济棠发动事变之前，维周哥曾约术士替他卜卦、扶乩。乩语中有“机不可失”等字样，要赶快动手，否则机会会失去，使陈氏兄弟相信是应在蒋公身上。孰知后来发动，陈济棠所倚重的空军——最新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所谓“机不可失”云云，竟应在陈济棠身上了。也可说，他被乩仙开了一场大玩笑。也可以说乩仙早已暗示他飞机不可失，他自己不明白罢了。
陈济棠再三考虑下定决心，一定要发动“反蒋抗日”。在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均认为不是“时候”，不成“理由”，陈济棠亲到广西训话，非要拖广西下水不可，并可以壮壮胆子。李到粤后，陈济棠召集重要将领讲话，李只好大谈抗日之道。讲话毕将领面面相觑，无丝毫反应。李即察觉，此一运动凶多吉少。陈济棠昧于迷信，决心发动，当时广西正全力建设广西，实在不愿多事。广西自身力量薄弱，广东要怎样，广西只好跟着走，李应陈济棠邀赴粤前夕，曾召集广西重要干部研讨，白健公分析得最清楚：陈的发动抗日，绝不可为，绝不会成功，因为“非其时”、“非其地”、“非其人”。但李赴粤碍于陈济棠的要求，只好勉为其难参加了。因历年来两广合作无间，更坏在碍于情面。
二十五年六月一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及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这就是所谓“六一运动”。中央则称之为“西南事变”。六一通电发出后，陈氏部属受银弹的攻势，空军飞走，七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赴港，中央见时机已成熟，七月十三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充任，余氏在驻地就职，声明率部回师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于七月十八日离开广州到香港。陈下野后，不久赴欧洲考察，我在柏林南京饭店同他见过几次面，已无在广州时的神气了，谈话时也和蔼可亲。
陈济棠的“六一运动”，比“闽变”还要短命。陈赴港后，李也于七月十八日飞回南宁。剩下只有广西一省，以广西一省之力，又如何能抗拒全国，但在骑虎难下情形下，广西人天生硬骨头，又不肯屈服，在省内仍然大喊抗日。全省动员，号称百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全国各地，牛鬼蛇神，纷纷来广西。这些人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广西为贫瘠之区，经数年的建设，政治上颇有建树，但经济上并不充裕，对此庞大的军政费负担，即使中央不打，财政上广西绝对不能支持到半年之久，以我的估计三个月尚可勉强支持。同时中央军调了三十万大军压境而来，向广西包围。
蒋委员长为处理广西的事，特地从庐山飞到广州，为珍惜广西这部分革命武力，以为将来抗日之用，广西如果作困兽之斗，固然广西的力量会被消灭，而中央的损失亦大。于是蒋公严令中央军队在广西边境，不得与广西军队启衅，旋又令后撤五十里以示诚意。这是蒋公伟大处，深谋远虑，相忍为国。蒋公再派与李、白有旧交的元老程潜、居正、朱培德等从中斡旋，飞赴南宁。
在此之先我略述中央解决广西问题，在陈济棠下野后，中央明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由李、白二人分任正、副绥靖主任，李、白亦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一切以为天下无事矣。孰知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央军委会任职。这一更改命令，据云是杨永泰的主意，当蒋公飞抵庐山后，杨永泰往谒蒋：“此为彻底解决李、白之时机矣，不可放过。”广西方面接到此电令后，大为愤慨，认为中央“墨迹未干，自毁信誉”。当然李、白复电：碍难遵命。未几，又接中央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李、白接电后即电复：“难以从命。”当即造成中央和广西剑拔弩张的局面。
提起黄绍竑来，本来是广西三雄之一，李、黄、白，崛起广西，统一广西，三人志同道合，合作无间。黄的为人很聪明，但善变，经不起打击，他旧学有根底，笔下很好，词填得很好，我很佩服他。记得民国十九年夏，我们与张发奎组护党救国军入湘受阻于衡阳，回师广西后，他率领一个师驻防桂林，我当时随李、白驻柳州，黄绍竑感前途悲观，在桂林突通电主和，幸当时广西电讯局局长梁式恒在桂，梁未将黄电发出即以请示李、白。李、白会商后即电话黄绍竑，一切候白健公到桂后面谈决定。白星夜抵桂林，我亦令政工人员，将黄贴之布告、标语撕去。白抵桂后与黄密谈，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何和平，分量不够，亦即是说：“你要出卖，整个出卖，才有价钱，现在我同德公，请你做代表，到中央去接洽，不比你个人去求和好多了吗？”黄听了此言也深以为然。同意白的建议，离开广西到南京，等黄绍竑一出广西境，李、白即通电否认黄是代表他们到中央去求和的。后来有人说白健公这一招太绝了，把黄绍竑骗出广西。
中央是不是以为黄对李、白的不满，此次解决广西问题，要调黄回桂林来对付李、白，我看总有点关系吧。
广西问题不会武力解决，已经看出眉目，中央大员数度飞南宁调处，蒋公到广州后，即说：“叫健生到广州来谈谈。”白健公本拟飞广州去谒蒋公，当时白夫人极力反对，深怕健公一去不返，力阻白公赴穗，并向李哭诉不能去的理由。健公本人则并不害怕。李认为大丈夫一诺千金，健公既不能去，李认为他总该去，虽然他本人并未作此诺言，李遂与来接的中央大员同机飞穗。于九月十七日飞抵广州，谒见蒋公，见面以后，什么话都好说。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于是漫天乌云，化为晴天，此一震惊全国的“六一运动”也就收场了。一班来桂惟恐天下不乱的民主人士，都不满广西所为，纷纷离桂。实在他们不明白了广西当局“相忍为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