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斡旋下形成的三方声明于周三由美国国务院发布，背景是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最新一轮高级别会谈。这份文件所体现的政治屈从程度之深，在现代国家政治史上都很难找到先例。

作为遭受攻击的一方，黎巴嫩却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把停火的条件，不是设定为占领方撤出黎巴嫩领土，而是设定为黎巴嫩本国公民离开自己的土地。

这份停火安排并未以以色列停止侵略、撤出其占领的黎巴嫩领土、释放被关押人员，或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为条件，而是要求真主党停火并撤出南部。

在这份停火义务安排中，甚至没有点出以色列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所谓“停止敌对行动”，其结构并不是以色列撤出黎巴嫩，而是让黎巴嫩公民离开自己的土地。

这种遗漏并非偶然。此前的框架已经将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常态化，而这份声明又没有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因此，先前那套安排实际上仍在延续。

相反，文件的核心对象是真主党。它不再被界定为对抗占领的黎巴嫩抵抗力量，而是被定义为一个需要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被拆解的问题。

黎巴嫩政府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真主党是黎巴嫩的敌人”这一说法之下签字，等于以国家名义认可了一种判断：不仅抵抗力量本身，连同它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都被置于黎巴嫩民族共同体之外。

鉴于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黎巴嫩什叶派群体中有92%至96%反对这一议程的各个组成部分，这已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一种“去国民化”行为。

换句话说，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把本国最大群体之一几乎整体界定为敌对的、非本国的力量，同时却宣称自己对以色列及其对黎巴嫩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攻击“并无敌意”。

这份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出一种新的条件：黎巴嫩政府如今可以用以色列安全的语言，仿佛那就是黎巴嫩主权的语言。

拟议中的“试点区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它把黎巴嫩国家在南部行使权力建立在外部认证之上，使黎巴嫩武装部队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军队，而成了执行以色列安全要求的工具，因此也成了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中的协同作战者。

同样严重的是，黎巴嫩在共同签署谴责伊朗的文字时，恰逢德黑兰已把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列为其与华盛顿谈判的核心条件之一。

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伊朗曾把黎巴嫩停火视为地区层面的红线。伊朗暂停了与美国的谈判，威胁称若这些袭击不停，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说，任何针对贝鲁特的以色列打击都将触发对以色列的直接报复，甚至可能恢复针对美国本身的战争。

实际上，黎巴嫩政府主动放弃了自己唯一可用的反制筹码，同时又在这套美国和以色列设计的框架上签字。这一框架旨在孤立这种筹码，将反抗占领定为犯罪，并让黎巴嫩在以色列炮火之下独自谈判。

除了内容本身，这份文本的意义还在于，它表明黎巴嫩政府如今可以把拆解抵抗力量说成恢复国家，把以色列安全的语言说成黎巴嫩主权的语言。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人们究竟在谈判什么，也在于：为什么这样的工程会在当下成为可能。从结构上看，答案并不在于这场冲突的殖民性质发生了变化，而在于反殖民斗争所处的帝国主义环境已经改变。

几十年来，黎巴嫩破碎的主权一直由彼此竞争的外部利益和外部监护共同塑造。叙利亚、沙特阿拉伯、法国、伊朗和美国分别支持不同的本地力量，并维持着相互矛盾的格局，使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在黎巴嫩政治中建立完全霸权。

现政府则把这一多极格局收束为美国单极主导，消除了此前使“将抵抗力量彻底犯罪化”在结构上难以实现的那些矛盾。

在这种新配置中，华盛顿把自己安置为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安排的唯一调停者。考虑到美国正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支持者、武器供应方和外交保护者，这种定位本身就极为荒谬。按理说，调停者应当是中立第三方，如今这一角色却由支撑主要交战方战争能力的国家占据。

这一布局建立在一次误判之上。华盛顿、特拉维夫及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把真主党在2024年的损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以及伊朗承受的更广泛压力，视为一个历史性窗口，认为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加上处于胜势的以色列，已经取得足够的地区主导力，得以首次在黎巴嫩建立单一霸权。

在这一工程中，关系正常化与解除武装同时出现，因为二者都是为了终结曾让抵抗得以存续的结构性条件，而黎巴嫩政府则被置于美国和以色列设计秩序的国内执行者位置。

黎巴嫩政府的误判，不只是对力量对比的战略误读，也暴露出一种更深层的思想和政治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得这样的误判成为可能。

这种结构由两层彼此不同却相互关联的殖民内化构成：一层是本体论层面的，另一层是认识论层面的。二者在不同深度上运作，共同塑造出一个政治阶层。这个阶层不只是迁就美国和以色列的权力，而且已经失去了在这一框架之外思考的能力。

从抵抗的世界观看，帝国主义和定居殖民主义都只是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可以被击败的存在，而不是不可逆转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元政治”层面的帝国主义。它运作的，不只是政策或站队层面，而是更前置的层面——在这里，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可能，都是被预先界定的。

那些已经内化这一框架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投降，而是觉得自己看清了现实。于是，抵抗就被视为不理性或乌托邦，因为它脱离了所谓“现实”。

相比之下，抵抗的世界观属于另一种本体论：它把帝国主义和定居殖民主义视为历史地产生的、因而可以被战胜的现象，而非不可逆的现实。

黎巴嫩政府的失败主义世界观，也体现在官员们持续使用的语言中：屈从被重新描述为现实主义，与以色列谈判则成了唯一可以想象的出路。这种本体论结构，在美国国务院声明对待以色列占领问题的方式中清晰可见。

文件完全没有要求以色列撤军，这不只是外交上的疏漏，更反映出美国—以色列秩序的零点逻辑：以色列出现在黎巴嫩土地上，被当作无需说明的默认状态、现实的背景条件；而黎巴嫩对这种存在的抵抗，反而被视为需要加以规训的异常扰动。

这一点也体现在前总理福阿德·西尼乌拉的表态中。他坚持说，“我们被迫与美国人打交道”，黎巴嫩如今面对的是一种“苦涩的现实”，因为拒绝它只会带来“更苦涩的东西”。

这不只是对约束条件的务实评估，而是对一种世界观的语言浓缩：在这种世界观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权力已经被接受为一切可能性的边界。

真主党拒绝投降，被重新命名为“自杀”；其政治意志被改写为“本能”；其牺牲则被压缩为毫无意义的死亡。在这种表述中，主权变成国家保护民众免于其所谓非理性抵抗冲动的权利。

这种逻辑，是旧日右翼孤立主义格言“黎巴嫩的力量在于它的弱小”的延续。然而，这种自称理性的立场本身却极具自我挫败性。它坚持认为，黎巴嫩可以在没有伊朗动用地区影响力为其提供支撑的情况下，独自与以色列谈判，尽管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存在压倒性的不对称。

很难把这种立场解释为现实政治或国家理性。因为现实政治要求最大化筹码，而不是放弃筹码；国家理性则要求一切盘算都服从于保卫领土、主权和人民，而不是接受那个正在侵犯这些对象的国家所设定的战略条件。

因此，这种被包装成主权理性的东西，更接近于“他者的理性”——一个国家通过侵犯其主权者的逻辑来思考和行动。这种立场不只是不同意真主党的策略，它还拒绝了那套使抵抗成为有意义政治选择的价值世界。

同样的逻辑还设想，只要交出南部，就能为国家其他地区换来安全；只要表现软弱，以色列就会以和平作为回报。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鼓吹所谓“小黎巴嫩”，把它作为为基督徒争取繁荣与保护的方案，正体现了这种关于隔离式特权的幻想。

说到认识论殖民，也就是政府不再只是屈从于美国—以色列秩序，而是开始通过这一秩序强加给黎巴嫩的范畴来思考时，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主权之间的交换。

政府设想，自己可以通过向以色列让渡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即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外部干预的权利——来换取韦伯意义上的主权，也就是在黎巴嫩境内垄断暴力的能力。

作为交换，在解除真主党武装、让国家在形式上掌握武器控制权之后，它接受以色列继续轰炸、继续占领、继续规定安全条件，并继续决定黎巴嫩究竟何时才算“足够履约”。于是，国家得到的是一种对本国人口的虚幻主权，而代价则是把真正的主权让渡给敌人。

这一政治立场还包含价值维度。政府的立场预设，一种围绕妥协、稳定和物质繁荣组织起来的生活，比一种围绕集体解放、正义、尊严和牺牲组织起来的政治生活，更加完整、更像人的生活。

因此，它不只是不同意真主党的战略，而是否定了那套使抵抗成为有意义政治选择的价值世界。归根结底，这场冲突争夺的并不只是武器，而是一个更前置的问题：主权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者：阿迈勒·萨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