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深圳 APEC 要先经过国会同意？高市早苗抛出的这个说法，藏着她难以直白说出口的顾虑，也是给自己预留的后手。

10 月 16 日，日本参议院进行质询，有议员问到，高市早苗是否会参加下个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她没有给出明确的赴会或者不去的答复，只留下一句看似无懈可击的表态：只要国会同意，我就前往参会。

这番话一出，在场不少日本政治记者都心知肚明。倒不是她的表述存在语病，而是业内都清楚一条常识：按照日本相关规则，首相参加 APEC 这类多边国际峰会，根本不需要国会进行审批。常规操作仅仅是提前向参众两院运营委员会理事会通报行程，完成政治层面的沟通协调就足够。

把一个仅需事前告知的流程，包装成必须等待国会许可的硬性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信号。重点不在于搬出国会这个主体，而在于这句话背后暗藏的余地。

她真正期待的，并不是国会给出许可文件，而是一个体面脱身的借口，或是提前铺垫好 “参会也很难拿到实质成果” 的说辞。

那她为何凭空捏出这一道并不存在的门槛？先理清时间线。 2026 年 APEC 经济体领导人会议定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深圳召开。普京已经敲定参会行程，特朗普大概率也会到场。日本属于 21 个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依照峰会规则，东道主中国会向所有成员发出正式参会邀请，最终由各方自主确定参会人选。

也就是说，从会议机制上来说，高市早苗不存在拿不到参会邀请的客观阻碍。今年 2 月中国就召开首场高官会议启动峰会筹备，5 月贸易部长会、9 月能源部长会，日方官员均正常到场参会，整套邀约流程都在平稳推进。

那她打出 “国会审批” 这张牌，目标受众是谁？答案是日本国内舆论。

倘若最后没能成行，她可以对外解释，不是自己有意缺席，而是国会没有放行。就算顺利抵达会场，但全程缺少双边会晤、没有联合公报，拿不出可以在晚间新闻播出的外交成果，她同样可以辩解，自己本就没有把达成双边成果当成参会目标，只是履行 APEC 成员应尽的义务。

一句话，两种退路，进可争取外交亮点，退可规避舆论责难。这是政客面对自己无法掌控的局面时，本能的自我保护手段。

而这份无力掌控的根源，和国会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时间回到 2025 年 11 月 7 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高市早苗当众表态，台海局势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存立危机事态”。

这不是一句可以用表述失误轻轻揭过的发言。这是日本现任首相首次在国会议事场合，直接将台海议题和日本动武的触发标准绑定在一起。中方的回应脉络十分清晰：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明，中日关系正遭遇严峻挑战，矛盾根源就是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归于日方，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要求其撤回相关表态。

她撤回了吗？并没有。从 2025 年 11 月一直到 2026 年 10 月，近一年时间里，这段核心说辞没有任何改动。在今年 10 月 5 日的施政演说当中，她称中国是重要邻国，重提战略互惠关系，却对当年那段涉台答辩只字不提。嘴上释放缓和信号，立场却没有任何松动。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出现在 9 月底。外交部回应日方涉核相关言论时，对她的称呼从 “日本首相” 改为直接点名高市早苗，不再附带职务称谓。外交措辞上的降级，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清晰传递出现状：在涉台相关言论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之前，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处于冻结状态，中日首脑会晤不具备落地条件。

摆在高市面前的现实就很清楚：她不用担心无法进入深圳的会场，真正要担心的，是到场之后，没有和中方双边会谈的机会。

APEC 属于多边交流平台，不等同于双边谈判桌。东道主发出参会邀请，是峰会机制赋予的义务；但领导人双边会面从来不是峰会的标配安排，能不能见面、能不能对话，完全由双边政治氛围与双方意愿决定。在多边会议上拥有席位、参与全体议程、集体合影，却没有单独双边会谈、没有联合声明、拿不到任何实质性双边成果。对于原本打算借 APEC 刷外交成绩的首相而言，这种程序上正常、实质上空空如也的待遇，甚至比直接缺席更难向国内交代。

不去，可以把责任推给国会。可如果到场却一无所获，找不到任何外部理由来分担压力，这份尴尬无处安放。

东京的政治算计之外，经济账本正在持续给高市施压，这也是她不敢直白道出的担忧的另一重来源。

日本产业界对中日关系降温的体感，远比政客文稿里的话术真实。2026 年 1 月，中国商务部收紧两用物项对日出境管控，稀土、永磁磁铁这类关键材料对日供给开始收缩。3 月对日稀土磁铁出口量同比下滑 27.2%，九个月内首次跌破 200 吨的关键心理线。相关测算显示，如果稀土供应中断三个月，日本直接经济损失可达 6600 亿日元，丰田、索尼、三菱等多家龙头企业生产线已经被迫降负荷运转。

同一时间段，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在 2026 财年攀升至 5373 家，创下 2013 财年之后新高。供应链稳定不是外交空话，是财报上实打实的数据。当商界意识到强硬的外交姿态换不来供应链安全，民意的天平就会跟着经济数据偏移。

《朝日新闻》9 月底的民调数据值得留意：57% 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高市早苗应当积极推动改善对华关系，仅有 35% 持反对意见。更关键的是，该看法在她内阁支持者群体当中占比 51%，非支持者群体更是达到 69%。在支持者和反对者群体里同时形成主流意见，这在近年日本对华民意调查中并不多见。

这不代表日本社会对华好感突然上升，而是说明经济现实已经压倒政治口号。企业最迫切的诉求，是贸易通道保持通畅、供应链稳定、生产成本不再持续走高。高市早苗在国会拿国会审批设置参会门槛，企业经营者却在生产一线承受经贸降温带来的冲击。

高市内阁本身的民意基础也在持续流失。共同社 10 月 18 日发布民调，内阁支持率跌到 49.1%，自上台以来首次跌破五成，创下新低，不支持率上升至 33.0%。外界原本期待 APEC 峰会能够成为她制造外交亮点的契机。一旦这份外交预期落空，国内舆论对于 “参会毫无价值” 的追问，会进一步加重她的执政压力。

但来自保守阵营的约束同样无法忽视。

高市早苗的根基是自民党内保守派。在野的共产党在国会要求她撤回涉台相关答辩时，自民党代理政调会长直接拒绝，理由是收回表态容易向外释放错误信号。前外相岩屋毅和王毅会谈之后传回东京的信息也很明确：想要中方接受仅仅收回那段发言，在政治层面门槛极高。

对高市早苗来说，那段国会答辩不是一句随口说错的话，而是她交给保守基本盘的政治投名状。一旦收回，等于直接否定自己核心票仓的诉求；可坚持不收回，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会持续冻结。

于是她选择了这种折中策略：公开场合主动压低台海议题的发声频率，不再高调重复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在需要亮明立场的节点，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施政演说里谈战略互惠，国会质询时表态延续往届内阁立场，但是 2025 年 11 月那段答辩本身，始终维持原样。

这种口头缓和、立场不动的策略，中方没有模糊解读的空间。中方评判标准从来不是看对方说了多少缓和话术，而是观察对方有没有实质行动。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确立一个中国原则，高市早苗的答辩，是在这个既定框架之下做出的背离。仅仅重新确认原有共识，不等于弥补已经发生的立场偏离。

想要双边关系解冻，必须处理这次立场背离，而不是重复重申原本就存在的共识。

再把视线放回深圳。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依托多边框架运行，东道主按规则向 21 个经济体发出参会邀请，是既定义务。中国从今年 2 月高官会启动筹备，全程按既定节奏推进，没有在参会资格上设置障碍，5 月、9 月两场部长级会议日方官员正常参会，就是佐证。

能够拿到入场资格，和能否实现双边会谈，是两件完全独立的事情。

如果高市早苗最终现身深圳，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不是双边破冰，而是纯粹流程化的接待：拥有席位、走完全部会议流程、参与集体合影，但是中日之间不会安排正式首脑会晤，不会发布联合声明，没有可以带回国内用作外交宣传的成果。APEC 机制本身不强制安排双边会见，会面能否落地，取决于双边关系是否具备相应条件。

对于急需外交成果挽回下滑支持率的首相而言，到场却没有任何双边成果，远比缺席更难向国内解释。缺席，国会可以充当挡箭牌；赴会却空手而归，找不到任何外部程序来分摊责任，这才是最难应对的窘境。

她到底在等待什么？ 高市早苗那句 “国会批准才赴会”，表面上是增加参会前提，本质是争取缓冲时间。

她期待一个既能顺利参会，又拿到外交收益的局面。但这个局面不会单纯依靠拖延自动到来。中方要求的撤回表态，她受制于保守派基本盘，做不到；商界期盼的经贸稳定环境，在双边政治基础冻结的前提下，她也无力兑现；和美国的同盟安排，只能提供安全层面的站位，填补不了对华经贸的缺口。

三方力量同时拉扯之下，她可以腾挪的空间，远比 “国会是否放行” 这句话看起来要狭小得多。

岩屋毅带回东京的替代方案，也就是仅仅重新确认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没有得到中方认可。原因很简单，重申一项本来就生效的原则，无法抵消对这项原则的违背。高市早苗想要解开僵局，需要的不是一个话术台阶，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行动。直到目前，她没有采取这一步，短期内也看不到做出让步的意愿。

深圳的会场会如期开放，邀请函会按照机制送达，21 个经济体领导人的席位都会准备妥当。

但坐上那把椅子之后，会不会迎来中方的双边会谈，决定权不在日本国会的表决结果里。 决定权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取决于她是否愿意收回一年前的那段表态。

在这件事落地之前，所谓的 “国会审批”，只是摆在台前的一块遮挡板。挡板之后，是一位不愿退让、又无法向前推进的首相，以及已经被供应链数据、民调结果清晰标注态度的日本商界。真正困住她、让她不敢迈步的，从来不是国会投票。而是深圳会场那张座椅对面，有可能空着的谈判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