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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原定授予他大将，最后改授上将，长期在海军任职，晚年犯错被撤职，84岁逝世。此人是谁？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在北京病逝。按周岁算，他84岁。这个名字在开国将帅名录里不算陌生，可他晚年的评价并不平整：一边是红军老将、海军上将，一边是“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1977年被免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职务。一个人身上同时压着战功和过错，这才是王宏坤这段人生最难写、也最值得看的一处。王宏坤原名王宏春，湖北麻城人，1909年生在大别山边上的农家。少年时参加农民运动，黄麻起义失败后又辗转回到红军队伍。到红四方面军时期，他已经从基层干部升到红4军军长。这个升迁速度，不只是资历好看，更说明鄂豫皖、川陕那些硬仗里，部队确实需要能带兵往前顶的人。1955年的军衔，不是把战功称一称就出结果。大将重在重要武装起义、主要根据地、主要红军部队、抗日战争主力部队、解放战争大战略区和建国后总部岗位等综合条件；上将同样要求红军时期师以上、解放战争纵队兵团军以上、全国解放后大单位主要领导。王宏坤履历很重，所以常被人拿来与大将标准比较。可真正落下来的，是海军上将。这件事不能只写成委屈，它更像一次组织衡量。他的堂兄王树声被授大将，两个麻城王氏子弟同在开国将帅中出现，天然容易被并置比较。兄弟名分越近，军衔差异越容易被议论，可授衔并不是家族叙事，它落到的是各自战争岗位、建国后职务和组织评价。看他的战争经历，确有硬气。抗战后，他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后来到冀南任军区副司令员。冀南不是山地，村庄、铁路、河渠交错，日伪军“扫荡”来得快，散得也快。王宏坤在这里学会了平原游击的腾挪。到解放战争，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又兼桐柏军区司令员。1948年7月，他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打襄樊，攻克樊城、襄阳，歼敌2.1万余人，俘获康泽。这不是边角战功，是中原战场上能改变交通和防线的一刀。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难题换了模样。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起步时只有十几名干部战士和少量旧舰船，全部家底不过几千吨。一个从大别山、冀南平原和中原战场走出来的陆战将领，被调去管海军，这不是简单升迁，是把旧战争经验推到新军种面前重新考试。1950年4月，王宏坤任海军副司令员，后来又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他在海军一干二十多年，赶上的正是人民海军从近岸、接收、修造、训练一点点往正规化走的艰难时期。1955年授上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也都在这一年落到他身上。若只看这里，他的人生像许多老红军一样，苦战半生，功名定格。偏偏政治风浪不按战功簿走。1966年3月，他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此后海军内部斗争升级，萧劲光、苏振华等老同志受到冲击。到后来，官方评价给了清楚结论：王宏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这个评价很重，因为它没有把错误推给时代气候，也没有拿早年战功抵账。军队干部在复杂局面里站到哪里、跟谁走、说什么话，都会变成后果。1977年，他被免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职务，后来被撤销该职。1988年功勋荣誉章制度公布，其中规定，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并在1965年5月21日前被授少将以上军衔，但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撤职处分的，可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王宏坤得到的是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个安排很冷，也很清楚：革命战争中的功劳要承认，后来犯下的错误也要留下位置。王宏坤的一生，他有红军时期的锋利，有开国后投身海军建设的劳绩，也有晚年绕不过去的政治错误。真正值得想的，恰在这里：战争年代能打仗，不等于和平年代每一步都走得稳；曾经立过大功，也不等于可以免于制度评价。1993年那个夏天以后，留下来的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一份带着棱角的人生账本。功归功，过归过，人的分量就在这两边同时存在时，才显出历史的沉重。

这是五十年代，张宗逊上将与妻子杜芳的合影照。张宗逊上将身高很高，身体壮实，目光坚毅，给人一种安全感。杜芳长相憨厚，笑容满面，手里拿着一顶草帽。这充分体现出张宗逊将军铁血柔情的一面，很有纪念意义！草帽在这张合影里有点不合群。五十年代的张宗逊，已经穿上将军的衣服，身形高大，肩背撑得很开，站在那里，像一堵不爱说话的墙。杜芳站在旁边，笑得宽，手里拿着一顶草帽。草帽把照片里的气息搅了一下。它不属于授衔礼，也不属于军队机关，它更像家门口随手带出来的东西，晒过太阳，沾过土气，轻轻一拿，就把一个上将从军史里拉回了人间。这副沉稳样子，来得很早。早年从陕西渭南走出去，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北伐，后来又跟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路。三湾改编后，他担负过护卫毛主席和团部安全的任务。那种差事听着不响，实际很紧。队伍刚从挫败里收拢，枪少，人心也摇，山路上还有地方武装和土匪。护卫这活，站在门边摆姿势远远不够，危险得提前挡住。一个年轻人从那时候开始学会少说话，多看路。可照片里的张宗逊很难只拿“硬”字解释。他旁边站着杜芳。杜芳原名张柱芳，四川达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延安自然科学院大学班学习。延安的学校不像安静书房，读书和工作常常缠在一起，开会、记录、报告，纸笔后面连着战争。1942年12月12日，她和张宗逊在延安结婚，介绍人是柯庆施。这样的婚姻一开头就没有多少闲日子，家刚立起来，人已经在调动中。张宗逊的路，多半在行军和命令里。红军时期，他当过连长、师长、军长；长征中接任过红四师师长；抗战时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解放战争里，又在西北战场承担重任。这些事实若一口气排下来，像军功簿，很容易把人写得太满。可家庭生活偏偏是在这些空隙里挤出来的。杜芳也在那条路上走，跟着机关、部队和年月往前挪。一个人的军装里有硝烟，另一个人的草帽里也有奔波。五十年代对张宗逊来说，并非坐下来享受荣誉的日子。1952年10月，他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仗打完了，事情没有完。怎样办军校，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把老战场上摸出来的办法变成一支军队都能学的规矩，这些问题天天摆在眼前。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也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勋章是过去的回执，桌上的文件才是眼前的活。这张照片大概就落在这样的缝里。外面是新军队正规化的日子，里面是一个家庭短暂靠近的时刻。张宗逊的眼神没有松散，杜芳的笑却很放开。两个人的神情不一样，反倒合适。长期军旅家庭很少有完全平整的生活，常常是丈夫在外，妻子也在工作里奔忙。见面时不必把苦处摊开说，站到镜头前，能笑一下，已经把许多没说的话盖住了。杜芳手里的草帽耐看，就耐看在它不庄重。军装有军装的秩序，肩章、领口、站姿，都有边界。草帽没有。它让人想到院子、路、庄稼地，也想到普通人家夏天出门时的随意。杜芳拿着它，没有拘谨地把自己收起来。她没有把自己站成一块安静背景。她从四川达县走到延安，从学校走进革命队伍，又和张宗逊一起经历分离与迁徙。那顶草帽，像她把生活带进了照片。张宗逊后来继续管训练，1957年年底，他任总参专职副总长，分管全军教育训练。到1962年春，他接触郭兴福战术训练教学法，推动它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这个人看着像一员老将，实际上在和平年代做的是很细的活。训练若只靠口号，很快会空掉。连队怎么教，士兵怎么练，干部怎么带，都要落到一项一项动作里。粗人做不了这种细活，只会喊打的人也做不了。夫妻合影一旦被看成摆设，就失了味道。张宗逊与杜芳站在一起，动人的地方在于两条经历在同一张相纸上暂时停住。一个人从警卫、战场、军校一路走来，一个人从达县、延安、晋绥走来。到这里，谁都没有完全卸下旧日子的重量。所以再看照片，就会觉得“安全感”这三个字有来处。它不靠高个子撑起来，也不只靠上将军衔给出来。它来自一个人长期处在危险和责任里，知道什么事急不得，什么话不必多。杜芳站在他身边笑，手里不拿文件，不拿奖章，只拿草帽，这种安排让画面软了一点。软处不等于弱，倒像紧绷岁月里留出来的一口气。很多将军照片，越看越像档案，可这张不太一样。一个连着队伍、职务和训练机关，一个连着家庭、路途和普通日子。两边挨在一起，谁也没有遮住谁。镜头按下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头讲往事，也没有预先替后人摆好姿态。杜芳还笑着，草帽还在手里，张宗逊的目光仍往前，像外头还有一件事等他去办。

佘积德（1916—1981），湖北省麻城市木子店镇大堰河村（现属安徽金寨）人，1916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移居安徽省金寨县。幼年丧父的他，早早扛起生活重担，放牛、砍柴、种地，样样都干，10岁出头就跟着大人翻山越岭挑货换粮，饿了啃口生红薯，渴了喝口山泉水，大别山的风霜雨雪，磨出他一身硬骨头，也埋下了对不公命运的反抗火种。1929年立夏节起义的枪声划破夜空，13岁的他瞒着家人偷偷加入少先队，白天在村口站岗放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小小的身影穿梭在崇山峻岭间，成了革命队伍里最年轻的“眼睛”。1930年5月他加入共青团，同年担任商城三区苏维埃少先队指导员，不久就到商城独立团当通讯员，1931年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从此穿上军装，踏上了枪林弹雨的革命路。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他跟着部队在黄陂、草店、双桥镇浴血拼杀，子弹擦着耳边飞，炮弹在身边炸，他从通讯员成长为宣传队长、组织科科长，没读过几天书的放牛娃，硬是靠着战场历练和刻苦学习，把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1932年红军西征入川陕，他带着50多人的工作队深入南江地区，白天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晚上在油灯下写标语、开大会，短短数月就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为部队筹粮捐款，让红军在陌生土地扎下根，这份群众工作的硬本领，成了他日后军旅生涯的“撒手锏”。1933年4月他转为党员，跟着红三十一军参加川陕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1935年踏上长征路，翻雪山时把仅有的薄棉衣让给伤员，过草地时嚼着草根给战士们讲革命故事，信念的火焰，从未在他心中熄灭。全面抗战爆发，他到八路军129师386旅当特派员，专管保卫工作，在太行山区反“扫荡”的日子里，他化装成农民潜入敌占区，摸清汉奸据点，带领武工队端掉一个个“钉子”，还亲手抓获过给日军通风报信的伪保长，战士们都说“佘特派员的眼睛，比鹰还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太行军区保卫部长、军分区政委，在安阳战役中，他既抓战场指挥，又做敌军策反，硬是让一个连的敌军放下武器，这种“文武双全”的本事，让他在政工岗位上屡立奇功。很多人觉得政治工作是“耍嘴皮子”，不如前线打仗威风，这种偏见简直错得离谱。一支军队能打胜仗，既要靠枪杆子，更要靠笔杆子，佘积德在抗美援朝时担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治部主任，面对美军的“绞杀战”，他白天在坑道里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晚上研究敌情制定宣传策略，硬是让炮兵部队在恶劣环境下保持高昂士气，打出了“喀秋莎”的威名，你能说这样的功劳不大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北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还当过江西省委书记，从军队到地方，从战场到建设一线，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和军人的严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拿到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时，他只是淡淡说：“这些荣誉，该属于牺牲的战友们”。晚年担任福州军区、成都军区顾问，他依旧每天准时到办公室，整理战斗资料，给年轻干部讲传统，直到1981年1月24日在成都逝世，享年65岁。他总说自己是大别山的儿子，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当将军，而是能为穷苦人打天下。从放牛娃到开国少将，从少先队指导员到省委书记，佘积德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对党忠诚、为民服务”。那些把平凡岗位做到极致的人，那些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